這篇文章點出新加坡的問題 我一直不喜歡檯面上學者恐嚇台灣百姓 認為我們已經落後南韓 新加坡  成為四小龍之末等等    雖說拼經濟很重要 但是看不見自己的優點   盲目強調自己的缺點  是我最不喜歡   

文章來源:http://www.facebook.com/LeeLengKok/posts/10151331273247850

學者嘆新加坡抑制人文發展

•李龍輝• 2013年1月22日上午10點54分

新加坡現代化發展在短時間內能追上西方列強,一直都是亞洲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模範生”。不過,一名在新加坡從事研究工作的台灣學者指出,這個島國在追求物質發展成功故事背後,卻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即嚴重抑制該國的人文發展。

新加坡東南亞研究院後博士研究員曾柏文點出,新加坡是以族群衝突、經濟落後和政治社會動盪,這三大各自對立卻又並存的恐懼意識,“合理化”國家的許多政策,但這卻嚴重阻礙了國家的人文發展。

基本需求面“用力過深”

他認為,人的特質核心標準有5項,即美學體驗、思考表達、情感連結、創造改變和理想價值。

曾柏文(左圖)繼指,美國著名社會心理學家馬斯洛(Abraham Maslow)的“需求層次理論”提及,人的生活需求層次依序是生理、安全、社會、尊重和自我實現。

不過,他說,新加坡的模式卻對基本層次的需求,即強調衣食住行的“生理”和社會經濟安全的“安全”時,顯得“用力過深”,反而壓抑了另3項高層次需求的空間。曾柏文解釋,“社會”需求涉及人對社會的歸屬感及被接受程度、“尊重”這是內在自信及社會對成就的認可、“自我實現”是指對藝術、美學、創造等理想抱負的實踐。“從低層次到高層次,並不是像倒水桶般,這個水桶倒滿水了,就倒下一個水桶,而是反而你在追求低層次(需求)的時候,抓得太緊,上面的東西長不出來。”

觀察新加坡人缺五特質擁有英國華威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的曾柏文,昨晚在眾意媒體與隆雪華堂社經委員會聯辦的“新加坡成功故事背後的人文代價”講座,剖析新加坡如何以上述3項承載恐懼意識的政策,造成該國人文發展低靡的原因。他與在場數十名觀眾分享他在新加坡生活與當地人的溝通與觀察,發現新加坡人都缺少那5項特質,儘管新加坡在經濟領域有說不完的成功故事。

講座主持人是來自眾意媒體的張溦紟。不准自由發展自身文化他指出,新加坡政府仗著消弭族群衝突的名義,積極打造國族意識,但過程中卻不容許各族自由發展自身的族群文化,因為這對塑造國族的努力而言,是個障礙。

“它不能讓華族學中華文化傳統,讓馬來族學另一套不同的,(因為擔心)到最後大家沒有共同基礎。” “可是到最後,當大家的文化傳統不能夠很有效地載傳時,最後共通的基礎只剩下一種,很工具性,很利益導向的東西。” 他繼指,新加坡在上世紀80年代強調英語的優先地位,而導致國人普遍對華語的掌握程度,只可以用來應付基本的溝通用途。他舉例,原本用華語作為教學媒介的南洋大學,最終與新加坡大學合併成為新加坡國立大學,就是其中一個很好的例子。

組屋壓抑美感與能動性從經濟落後角度而言,曾柏文以新加坡房屋發展局所打造的組屋為例,指這類型的房子無可否認是政府一項偉大的成就。但他進一步說,這種低成本的大規模房屋計劃,在新加坡各地各區打造了“數十棟一模一樣的建築物”,猶如軍營或工業園宿舍的建築風格,強烈壓制了人的能動性。“居住在裡面,第一個很強烈的感覺是,你是一個龐大結構的小小部分。而這個結構代表什麼?代表國家權力。” 他也說,這些組屋的建築非常粗糙,也會壓抑人的美感。“很遠看的時候,你可以看見彩色的塗裝,非常整潔,可是細看,它卻是非常粗糙的東西……你不容易在這種環境中培養出細緻的美感。

去政治化難孕另類思維

曾柏文繼指,由於這些組屋有強烈的規劃意志穿透,欠缺了猶如台灣或馬來西亞城市的多樣性創造空間,形成創造的壓抑。“我一開始對新加坡房屋發展局所建築的組屋的形容是,它很方便,但它標準化到幾乎沒有任何的驚奇。” 他甚至開玩笑地說,由於這些組屋飲食店所販賣的食物都大同小異,讓他不禁懷疑這一切背後有個“中央廚房”。他表示,這些組屋的公共空間欠缺了那種小小半封閉式的“有機缺口”,讓人可比較隱蔽地去談一些事情,唯一比較接近的是小販中西,但這種場所卻是高度透明的。

“這個東西如果要論證是有點麻煩,但是我會覺得,這種公共空間的設計,它隱約地牽涉到某一種公共空間的'去政治化'。也就是說,在這種公共空間當中,你不容易去孕育出反抗思維或比較另類的討論。” 僅適合“訓練”

工程師他也批評,新加坡教育體制提早分流,同時高度競爭,同樣壓縮了人文發展。他認為,這種環境非常適合培育學生掌握數理科的能力,因為這些科目有單一標準,但卻會導致學生還沒摸索出本身的興趣長項之前,就被逼朝目前製度最受重視的能力發展自己。他繼指,許多在新加坡執教鞭的台灣人都抱怨說,在該國當老師只能扮演好法律所要求的角色,卻不鼓勵和學生培養出更好的關係。他認為,有些師生可以發展出水乳交融的感情,而這有助於該名教師透過本身的為人感召教育學生。“我認為,新加坡的教育制度當中,還是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服務總體的經濟產業的政策和戰略,而比較欠缺人本精神。” “那這種教育體制,我認為,它適合'訓練'工程師、會計師、公務員跟聽話的國民,但它不大能夠'培養'創作者、創業者、政治領袖還有真正意義上的公民。” 難集結成一股政治勢力提到新加坡政府所塑造的政治社會動盪焦慮,曾柏文指出該國政府高度掌握政治氛圍,形成了新加坡人在生活中“去政治化”。

“也就是說,'政治'不是你們民眾的事情,你們負責去投票就好……你投了票選我們出來之後,我再提你們做決定。平常你們就專心做好你們的工作,不要去想太多政治上面的事情。” 他一針見血地點出,這種做法導致國民在政治上“低度的能動性”。“在網路上有大量抱怨,但這都似乎沒有辦法集結成在政治上可動的力量。” 他以大馬的淨選盟大集會比較說,新加坡人只有在國慶時,才會出現大批人湧上街頭的景觀,但兩者有天淵之別。“這個感覺是不同的。我今天叫你過來,大家去跑個龍套、去捧場的感覺,跟你知道你站在人群當中,跟那麼多人基於內心的價值,個人的信仰,你為了這個國家的命運站在人群當中的感覺,是不一樣的。” “而這樣的一個感覺,新加坡國民是沒有機會體會到的。”

無法提建設性政策論述曾柏文說,新加坡政府控制言論自由,儘管使到國家不會起衝突,但卻剝奪人民被激發思考與反省政策的空間。相比起台灣過去20餘年的民主化運動,提升普遍民眾關注公共議題的現象,他說,“有很多新加坡人在談到公共政策,談到政府的問題的時候,可能可以抱怨,可是沒有辦法進一步化為有建設性的政策論述。” 他繼稱,新加坡媒體都會倡行自我審查的做法,媒體不會出現大力批評政府的言論。追求現代性終嚐到苦果

曾柏文最後總結說,新加坡所呈現的現代性,導致國人正如德國哲學家馬克思所言,已被“異化”,導致人與人之間開始疏離。他補充,德國社會學家韋伯也曾指出,人們在這種環境下,形同困在“鐵牢籠”中,人的空間在現代性擴張中慢慢萎縮。“今天我認為,新加坡在過去40年左右所展現出來的歷史,剛好是驗證這種現代性很好的例子。” “新加坡是追求現代化最快的模範生,但是相對地,它也嚐到最苦的苦果。” 無論如何,曾柏文強調,本身是以一名觀察者的身份,發表上述批判與觀察言論,並願意與他人交流,進而修正本身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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