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uby的法國心情寫真

我非常關心目前的歐債危機 目前整個世界性的金融危機 似乎已埋了許久

目前才一一爆出  但解決方案似乎都是一時 下一次不知又在哪裡引爆 我滿擔心若一般民眾撐不下去  會不會引發革命 真希望我是多慮  之前我老公開車經過法國一個小鎮 當地是以汽車大廠為生 後來撐不下去要關廠裁員 整個正感覺死氣沉沉 加上工廠外頭被叮了許多十字架 上面寫著被裁員的人的名字 看起來怪恐怖的 

我找到一篇文章 原來我們央行的彭淮南先生也在思考歐元問題 他列出的前因後果 和他認為的解決之道 參考看看

政治決心是解決歐洲危機的關鍵(彭淮南)

        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與法國之間爆發了凡爾登戰役(Battle of Verdun)，總共超過70萬人陣亡。戰況之慘烈，血流足以成河。68年後，也就是1984年，德國總理柯爾(Helmut Kohl)與法國總統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共同出席凡爾登之役紀念典禮。當時天空下著雨，柯爾的右手緊握著密特朗的左手，共同面對陣亡將士，一起宣示：「歐洲是我們共同的祖國」(Europe is our common fatherland)。

        柯爾與密特朗都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慘痛經驗。柯爾曾回憶，當時他還是個十多歲的小孩子，在跋山涉水回到殘破不堪家鄉的路上，第一次感受到飢餓的恐懼。較為年長的密特朗則參加地下反抗軍，曾被德軍俘虜。在一次演講中，密特朗回憶他的親身體驗，在台下聆聽的柯爾，不禁潸然淚下。

        兩國領袖手牽手的那一幕，日後成為歷史的經典。那一刻，兩大世仇捐棄成見，成為共同奮鬥的親密朋友。兩人深信，歐洲的統一，攸關戰爭與和平。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便以堅定無比的決心與勇氣，排除萬難。7年之後，馬斯垂克條約(Treaty of Maastricht on European Union)簽訂；再過了8年，歐元誕生。兩位巨人最終的願景，獲得初步的實踐。

        如今，歐元的存續岌岌可危。國家之間，相互埋怨，不斷齟齬，將歐洲進一步推入無底深淵。此一情景，令人想起聖經中有名的巴別塔(Tower of Babel)故事：大洪水之後，共同使用同一語言的人類，聯合起來興建通往天堂的高塔。但上帝認為人類過於自滿、驕傲，若此塔建成，將會為所欲為。於是就讓他們各說不同的語言，以致無法相互溝通，巴別塔最終歸於失敗。

        歐元的問題，是天意，還是人為呢？攤開歐元區的基本資料，平均每人GDP與日本相近；2011年財政赤字對GDP比率為4.1%，低於美國與日本的9.6%與8.2%；政府債務餘額對GDP比率為88%，也遠低於美國的102.9%與日本的229.8%；經常帳餘額對GDP比率，僅為-0.3%，也接近平衡，且優於美國的-3.2%。從這些基本面來看，歐元區不但不應該陷入一片混亂，而且理應較美國與日本表現為佳，何以會有今日困頓的局面？

        不妨以美國做為參考架構，以檢視歐洲的問題。美國是50個州組成的聯邦體制國家，有如共同使用美元的50個國家。雖然各州經濟情況差異很大，且存在著各種大大小小的經濟問題；但長久以來，被視為共同通貨區的典範，也是當年歐洲國家準備走向政治統一的師法對象。

        美國是個貨幣與財政完全統合的國家，如果地方州發生經濟金融問題，可透過財政移轉機制，將資源移轉到亟需援助的地區。除此以外，美國能夠迅速動員財政資源，也可避免問題擴散至其他地區。一如2008年，美國引爆了全球金融危機，在情況最為危急的時候，財政部透過國會立法，動員規模更大的財政資源，在一年之內，迅速穩定了局面。

        歐洲方面，歐元誕生之後，成為歐元區卓越的債務融通機器；該區國家得以低利不斷對外舉債，以因應入不敷出。歐元區整體來看，雖然經常帳餘額對GDP比率接近平衡；但主要國家中，僅德國與荷蘭為經常帳順差國家，其他不少國家，尤其是問題國家的經常帳出現持續性的逆差，反映了這些國家不斷向外借款、寅吃卯糧。有的舉債國家主要問題發生在政府部門，形成主權債務危機，如希臘與義大利；有的舉債國家問題主要發生在銀行部門，形成銀行危機，如愛爾蘭與西班牙。一旦各種問題陸續爆發，便對整個區域不斷造成強大的衝擊。

        很不幸，歐元區雖然是貨幣巨人，卻是財政侏儒。歐元區的財政整合，只建立在鬆散的財政紀律化要求，卻沒有財政聯盟(fiscal union)的設計。柯爾與密特朗最終的理想是建立統一的歐洲合眾國(United States of Europe)，但歐元區成立之後，歐洲國家忽略其重要性，耽於歐元帶來的龐大利益，在財政整合制度的建構上並無真正的進展。問題發生之後，沒有財政移轉機制可資運用，以支援受困的會員國；更因為缺乏這樣的制度，反而導致國家之間相互指責，一事無成。

        除了財政沒有統合以外，過去歐元區的金融發展，側重在資本自由移動及銀行與金融業經營自由化等，而在金融監理方面，主要採取會員國相互尊重的互惠主義。一直到2010年7月，方著手推動泛歐的金融監理機制。但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後，歐元區部分會員國的銀行體系，就已陷入經營困難與不良資產偏高的問題；而由於歐洲缺乏統一的金融監理制度、銀行存款保險機制、銀行紓困基金、金融機構接管等與銀行聯盟(banking union)有關的制度設計，更使得銀行難以承受危機的來襲。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即主張，金融監理與債務重整應肩併肩、手攜手，共同前進。

        美國方面，受到金融自由化風潮的影響，其金融監理機制也相當鬆散，最終導致次級房貸危機，並引爆了全球金融危機。但美國本就已建立存款保險制度，而在雷曼兄弟倒閉，情況十分緊急的時候，美國聯準會立刻大規模擴大資產收購計畫，及時防止了金融體系崩盤；又在國會通過立法後，政府進一步接管大型銀行，有助於抑制危機的擴散。

        歐洲地區也應該進行深度的經濟結構改革。例如，歐洲勞動法規十分嚴格，對勞動者過於保護，而部分問題國家的福利政策過於寬厚，以致於生產力呈現停滯，使問題更形嚴重；因此應該進行勞動市場改革，並調整公民營事業的結構，以提昇對外競爭力，扭轉持續性經常帳逆差的趨勢。

        歐元區若僅有財政聯盟、銀行聯盟與結構改革等，尚不足以克竟全功。這是因為各國的經濟除了財政政策與金融政策以外，還有就業政策、工資政策、貿易與產業政策等，以及非經濟層面的外交與安全政策等領域。長期而言，歐元區應進行深度的政治整合，走向政治聯盟(political union)，以促使各個政策領域皆能協調一致。

        這當然是一個相當困難的目標。但歐洲危機使得歐元問題影響及於全球。1971年，尼克森政府時代的財政部長康納利(John Connally)脫口說出：「美元是我們的貨幣，但那是你們的問題。」(The dollar is our currency but your problem)；2012年6月18日，美國華爾街日報改為：「歐元是他們的貨幣，但卻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問題。」(The euro is their currency but everybody`s problem)。歐元影響之深遠，一旦崩解，後果難以想像。歐元並不只是17個歐洲國家共同使用的貨幣，它也是主要的國際貨幣與國際準備貨幣，確保歐元的存續與穩定，歐洲國家責無旁貸。

        在一片紛紛擾擾當中，我們欣見最近的歐盟高峰會踏出重要的一步。歐盟領袖責成歐洲央行建立單一的銀行監理機制，在該機制確立後，可透過現有的歐洲紓困機制注資銀行，並購買成員國的主權債券。注資銀行可切斷主權債務評價與銀行資產價值下跌，相互造成的惡性循環；而購買主權債券則可降低問題國家的借款成本，兩者皆有助於促進歐洲的金融穩定。此外，歐盟將斥資1,200億歐元，用以刺激歐洲地區經濟成長，並創造就業機會，對於問題國家擺脫財政緊縮與經濟衰退的惡性循環，也具有正面意涵。

        在2012年底前，歐洲理事會也將提出經濟暨貨幣聯盟(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報告，內容包括金融整合架構、預算整合架構、經濟政策整合架構、強化民主的正當性與可信度等四大願景，期望有助於使原本制度不全的歐元區，蛻變成真正的貨幣聯盟，進而成為歐洲統合的基礎。

        這些都是令人感到欣慰的發展。回顧當年柯爾與密特朗的雄心壯志，或許他們早已知道，非經刻骨銘心的深刻體驗，難以成就歐洲統合大業。期盼德國總理梅克爾與法國總統歐蘭德(Francois Hollande)會以天下蒼生為念，並以柯爾與密特朗的再世自我期許，下定決心、堅定意志，致力於解決歐洲危機，促進歐洲統合，不僅有益歐洲，也將有助於全球政治、經濟的長期穩健發展。(中央銀行7月1日公布)

戰後世代與失落世代的拔河  from 工商時報

為解決PIIGS（葡義愛希西）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債務風暴，歐元區高層案牘勞形，時而劍拔弩張，時而各有退讓。然而，近憂稍解，遠慮未除，撙節方案所引發的大失業潮，正蠶食鯨吞戰後世代與失落世代之間的互信基礎，一場歐元區的「代怨」危機正醞釀更大的社會動盪，將為世局投下新變數。

    　所謂戰後世代，是指生長於二次戰後百廢待舉年代的人們，他們對戰爭殘酷心有餘悸，對和平共處抱持期待。因此，戰後世代的政治人物秉持高度使命感，促成歐洲一次又一次的整合。走過大風大浪的他們，相信沒有化解不了的危機，即便歐債漩渦深不見底，也迄未動搖「歐元區一個也不能少」的決心。

    　最近發生的一個場景，最能說明戰後世代的歷史情懷。7月8日德法舉行兩國戰後和解50周年紀念儀式，救市立場相左的德國總理梅克爾與法國總統歐蘭德，罕見地親吻對方臉頰、以「親愛的」互稱，並共同強調「德法兩國的情誼才是拯救歐元的關鍵」。

    　這種訴之以「情」的宣示，雖有幾分官場作戲，但更有幾分真實。梅、歐兩人均出生於1954年，德法簽署戰後和解的1962年，他們已8歲，青壯年階段則與冷戰時期交疊。尤其梅克爾成長於「老大哥」密布的共產東德，兩德統一後，從科學家蛻變為政壇要角，進而成為歐洲最強國的領袖，歷史的離奇曲折與人生的悲喜淬鍊，造就她鋼鐵般的意志力。

    　「平凡先生」歐蘭德的崛起，雖拜前總統薩科吉自亂陣腳之賜，但他與梅克爾畢竟是同世代的人，即使兩人有撙節與振興之辯，但目的都在維護得來不易的歐元區。

    　同樣的歷史情懷，也展現在我國央行總裁彭淮南身上。彭老在7月初發表「政治決心是解決歐洲危機的關鍵」長文，一開始即以1916年德法死傷慘重的凡爾登戰役破題，再述及1984年的經典畫面：當時的德國總理柯爾與法國總統密特朗，共同出席凡爾登戰役紀念典禮，雙雄在雨中攜手向世人宣示：「歐洲是我們共同的祖國。」彭文直指，當今的歐元區雖是貨幣巨人，卻是財政侏儒，最終只有走向政治同盟，才能促使各個政策領域協調一致。

    　彭淮南生於1939年，比梅克爾與歐蘭德大15歲，對於戰爭與和平的禍福有深刻體悟。斯人斯文，語重心長，既點出解決途徑，卻也凸顯出執行難度。

    　當前歐債危機積重難返，解決的關鍵不僅在於戰後世代的決策高層能否凝聚政治決心，更在於失落世代的芸芸眾生能否被動之以「情」，願意犧牲小我以成就大我。然而，從最近OEC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與ILO（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公布的兩分報告顯示，失落世代的就業環境急遽惡化，小我連日子都過不下去了，又豈肯為大我赴湯蹈火？

    　「我們必須竭盡所能，阻止失落世代的出現」，這是OECD秘書長葛利亞的最新呼籲。該組織在甫公布的就業展望年報中指出，越來越多人與勞動市場脫節，尤其是15-24歲的年輕人，若一直找不到工作，將對其長期職涯與收入產生創傷效應。根據統計，OECD34個成員國的青年失業率平均達16.2％，在德國除外的歐元區更為嚴重，其中希臘與西班牙都超過5成。

    　這群可能淪為「失落世代」的歐洲年輕人，成長於後冷戰、全球化、科技勃發的年代，青少年階段與歐元區繁榮期交疊，對本國貨幣印象模糊，對線上戰爭瞭若指掌，卻可能對二戰恩怨所知不多。在渡過閒適無虞的青少年時期後，他們原以為迎面而來的成人之路，仍會是一條康莊大道，沒想到希臘危機戳破歐元區的榮景泡沫，從此情勢逆轉，就業軌道被債務風暴破壞得支離破碎，歐元區的存在於是變成痛苦的根源。

    　根據ILO估算，自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2010年歐債危機接續爆發以來，歐元區已流失350萬個工作，區內失業率突破11％的歷史新高；若決策層再不採取振興措施，則未來4年恐再增加450萬個失業者，使區內失業總人口攀升至2,200萬人，屆時失業率將飆升至14％左右。ILO主席索馬維亞警告，若情勢持續惡化，勢將引發社會動盪不安，侵蝕歐元區人民對各國政府、金融體系與歐盟組織的信心。

    　當戰後世代的歷史情懷碰撞上失落世代的現實困境，就像愛情與麵包的取捨，難求兩全。如果以梅克爾為首的戰後世代決策層仍舊堅守撙節改革路線，那麼，失落世代眼裡的戰後世代，將不會是充滿歷史使命的世代，而是延後退休、債留子孫、令後輩工作無著的自私世代。這種「代怨」對社會秩序的殺傷力與破壞性，自然不容輕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