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文章  發現我開始對Xavier Niel頗有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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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幸能與澤維爾•尼埃勒(Xavier Niel)共進午餐者屈指可數。這位法國電信富豪這樣解釋道,“每周,我會想方設法與自己孩子在一起吃三頓飯,跟員工吃一頓工作午餐,以及與自己哥們兒共進一次午餐。”

尼埃勒時常被譽為“法國的喬布斯”(the French Steve Jobs),目前的個人資產約60億歐元,他還是《世界報》(Le Monde)的共同擁有人。但他一步入巴黎米其林二星賽德倫斯餐廳(Senderens)時,能看出他並非正宗法國精英——身體略微有些超重、並未修臉、也未系領帶,穿著一件皺皺的白襯衣、長長的黑發向後梳理。他進來後,沒有立馬被大獻殷勤的員工所簇擁。沒錯,整頓午餐期間,從服務員的表現來看,感覺他們之前未曾見過他似的,盡管這20年來他是這兒的常客。

在巴黎城裡人看來,尼埃勒是個妄自尊大的圈外人:一個來自巴黎普通郊區的“白手起家者”(法國人這麽評價他)。上世紀80年代,還是青少年的他通過建立色情聊天網,開始了自己的創業生涯;而且他的學歷僅止於中學。法國在國際上威名赫赫,而尼埃勒在如此低的起點橫空出世,其成功代表了迥異的國家形象。他能以一個局外人的眼光看待法國社會存在的諸多問題——而且他覺得自己有能力解決。

他端坐下來,直盯著我眼睛,笑容滿面,似乎見到我是發自內心地高興。我問他為何選這家餐館。“因為它距離我的辦公室只有50米,所以完全是因為懶惰,”他咯咯笑著說。“以前到這兒用餐,必須得穿正裝,如今不必了,隨意多了。”他點了健怡可樂(Diet Coke),我則先喝了點礦泉水,但真心想美美喝一下,也順勢讓他吐露心聲。剛開始,尼埃勒拒絕了我的午餐邀請,推托自己的英語難以啟齒,但一聽到我用法語採訪後,就變得通情達理起來。“我說英語時,法語口音實在太重,”他笑著說,很快又轉成了英語。

這時服務員端著類似小胡瓜伴紅薯的免費菜走了過來,但尼埃勒似乎沒註意到,而是繼續說個沒完,法語的語速超快。“法國沒給我設置啥障礙,但也沒給我出過啥力,”他這樣描述自己的發跡。今年45歲的尼埃勒從小在巴黎東邊的克雷泰伊(Créteil)長大,母親是會計,而他父親則花了15年時間,把從法律到醫學的很多專業都學了個遍。尼埃勒14歲時,他父親送給他一件玩具——ZX81,這徹底改變了他的一生。這是由克裡夫•辛克萊爾(Clive Sinclair)開發的一臺英國電腦。“是大名鼎鼎的辛克萊爾先生!是辛克萊爾爵士!”尼埃勒高興得手舞足蹈。“這台電腦實在神奇:能讓我心想事成。我覺得這肯定與我父親痴迷計算及電子學有關,或許弗洛伊德(Freud)能解釋清楚這一切。”

最關鍵的是,尼埃勒實屬幸運之極(事後證明尼埃勒本人是天才的電腦程序員)。上世紀80年代,法國的工程師們開發出了因特網的雛形——Minitel電腦網絡。用電話線連接的Minitel電腦終端能讓用戶做些簡單事,比如彼此之間發送短信。

“這就是我如何起家的經過,”尼埃勒說。“剛開始,我為使用Minitel網絡的法國大公司設計軟件,後來我自己創業。”青少年時期,他直奔當時財源滾滾的行當——被稱為“Minitel玫瑰”或是“粉色Minitel”的色情聊天網。中學畢業後,他還買了一家實體性用品店。尼埃勒一再強調自己編程的淵源——他與比爾•蓋茨(Bill Gates)及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的共通之處。“聽好了,他們也是自己生產,並不尋求代工,所以不僅僅是市場營銷員,”他又補充說,“我覺得自己不如他們聰明:我是個輕量級的法國企業家。我曾說,‘喬布斯是美國的尼埃勒,’但那隻是幽默一把而已。”

服務員一直盤桓在我們周圍。我問尼埃勒愛吃啥?“啥都行,我啥都喜歡吃!”他提議吃精品套餐。“那樣一來,我想咱倆得下午5點才能離開這兒,”尼埃勒說。“套餐太豐盛了。你希望我長胖嗎?”於是,我倆都決定先吃野蘑菇燉肉丁,隨後尼埃勒又點了份烤海鱸(味道超贊),我則要了香草味的敞口龍蝦餛飩。“想喝點酒嗎?”服務員問道,但尼埃勒說:“不喝。”我只好降低期望值,要了一杯朗格多克(Languedoc)白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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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有些法國人覺得Minitel是未來的希望;尼埃勒的眼光則更為敏銳。1993年,他創建了法國首家因特網服務供應商WorldNet。九年後,他的公司Iliad推出“Freebox”,這個設計精巧的機頂盒把網絡、電視與電話集於一體;包月費用只需29.99歐元,把競爭對手打得落花流水。2004年公司業務陷入低谷,原因是尼埃爾旗下某公司在受到歷時四年的司法調查後,他自己坐了一陣子牢;他最終被判緩刑二年以及罰款25萬歐元,原因是從自己共同擁有的幾家性用品店挪用資金20萬歐元。(“我乾了蠢事,實屬罪有應得,”他說。)

然而,多數時間,他說英語時的法語口音讓我聽得雲里霧里。去年,Iliad旗下子公司Free成為法國第四大移動運營商。尼埃爾召開了一次類似蘋果公司(Apple)的新聞發布會,聲稱其競爭對手“敲詐勒索”,並承諾“手機資費減半”。Free公司目前每月的基本移動套餐費用只需19.99歐元。法國第三大移動網絡公司、Free競爭對手布伊格電信(Bouygues Telecom)掌門人馬丁•布伊格(Martin Bouygues)對此則嗤之以鼻,“我可無意邀請吉普賽人到自己的私人城堡做客”,而尼埃爾這位頗具喬布斯風格的市場營銷大師則專門開了輛宣傳車到布伊格公司總部,車上貼著以下標語,“我們並非吉普賽人。”

Free的競爭對手對此牢騷滿腹:尼埃爾通過大幅削減利潤,迫使他們裁減職位。尼埃爾對此則不屑一顧:“如果某麵包店在倫敦某大街開張後,街對面的麵包師會對媒體說,‘我的媽呀,我得裁減員工了’?”他嚼著野蘑菇燉肉丁,又補充道:“本人最引以為豪的是,去年我的公司贈送全體法國人20億歐元的購買力。通過本人的努力,平均贈送每個法國人40歐元。”

Iliad公司的市值已經較2004年上漲了10倍多,達到100億歐元。(尼埃爾個人擁有約60%股份。)我問他,如果其策略在法國行之有效,為何不向全世界推廣?尼埃爾解釋道:“電信是國家壟斷經營,不可能有統一的歐洲市場。意大利電信集團(Telecom Italia)就不可能在法國經營。瞧瞧我們在法國獲取手機經營牌照的種種困難就一清二楚了。我們如果不是法國公司,就壓根不可能獲取電信經營牌照。”

因此尼埃爾“蠶食”了法國精英階層的勢力範圍。我問他如何辨別精英階層?尼埃爾設法描述這些人的共性思維:“大家上同樣的學校,家長們也彼此相熟。在各個方面,屬於同一個圈子。在這個圈子裡,彼此不想得罪對方。如果相互之間相安無事,就不會去打破手機資費方面達成的默契。誰願意自降利潤空間?就是不希望窩里鬥。”

他如此把脈精英階層中存在的“任人唯親”。他說,多數法國商界領袖屬於“家族繼承,他們老是出入相同的社交圈,要不其職位就是直接或間接由政治勢力所賜予,而後就大肆中飽私囊。這些人通常沒啥大成就。看看法國的股票市場就一清二楚了:在CAC40指數(法國40家規模最大的上市公司),只有金雅拓(Gemalto,製造智能卡)一家公司的創建歷史不到30年。全世界有這種情況的國家屈指可數。”

上個月,法國精英階層遭受重創,法國預算部長卡於薩克(Jerôme Cahuzac)被曝擁有瑞士銀行的秘密賬戶。“他們自認為制訂規則時,自己可以游離於規劃之外,”尼埃爾這樣評價上述醜聞。

那麽到目前為止,尼埃爾本人是否與喬布斯及扎克伯格一樣,已經成功入圍精英圈?對此說法,他極力否認:“本人不屬於任何圈子。我的朋友都是‘正經’人,引述別人的說法——我喜歡和朋友在巴黎低調行事,比如探險洞穴。”我肯定面露詫異,因為他說:“在你看來,持股《世界報》和與哥們兒一起去探險古墓風馬牛不相及,對吧?”

近日,惹惱了法國精英階層的尼埃爾又惹怒了全世界的精英階層。今年元月,有好幾天,Free公司改變了默認設置數值,以阻止網絡廣告刊登。該做法的主要目標是YouTube,尼埃爾說原因就是YouTube拒絕為所產生的網絡流量支付費用。法國數碼經濟部長佩勒林(Fleur Pellerin)命令Free公司立刻取消上述做法。當我提及此事時,尼埃爾這樣回擊:“你覺得部長大人讓我們罷手,咱們就得乖乖照辦嗎?”我問他接下來會怎麽做。“我們會繼續做下去。時不時把廣告刪除掉,將來我們會把網絡廣告徹底刪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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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現在為止,我倆開始吃主菜(順便說一下,味道妙不可言),但尼埃爾似乎對自己眼前的美食無動於衷,這完全不是法國人的做派。他說法國人並非不喜歡商人,而是對家族繼承深惡痛絕。他聲稱自己的口碑很好。“無論是在大街、還是在報刊上,我本人從未受到過任何冒犯。”這麽說他外出不帶保鏢?他笑了。“我到這兒安然無恙,”他說道,並揶揄我:“您覺得有危險嗎?您帶保鏢了嗎?”

三年前,尼埃爾與實業家皮埃爾•貝爾熱(Pierre Bergé)以及銀行家馬修•皮加斯(Mathieu Pigasse)一起,共同買下了最後的精英報紙——《世界報》。前總統薩科奇(Nicolas Sarkozy)極力反對他們收購。開秘密會議時,薩科奇直接把尼埃爾形容成“偷窺秀的家夥”。

尼埃爾認為薩科奇的算計十分滑稽。“薩科奇支持的是左派雜志《新觀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老闆叫什麽來著?右翼的薩科奇支持佩德里埃(Claude Perdriel)——沒錯,就叫佩德里埃!——他是薩科奇的密友。我們最終成功收購《世界報》,就因為薩科奇反對我們!”尼埃爾笑著說。《世界報》的員工對薩科奇提出的候選方案心存狐疑,於是以壓倒多數投票支持尼埃爾的競標。

如今尼埃爾肯定能影響《世界報》?“我們救了《世界報》!我太喜歡用這個短語了。”他用英語重復說了好幾遍:“我們救了《世界報》!(他把英語的‘the World’發成了‘ze World’)!我們從不乾預其事務。《世界報》總部,本人只去過一回,就是當時主編埃里克•伊茲拉萊維奇(Erik Izraelewicz)過世。”《世界報》內部人的說法則是尼埃爾對報紙內容不加乾預,但他的成本削減管理模式卻讓員工心煩意亂。可資證明的是:2010年,他在《世界報》的“特命大臣”(Michaël Boukobza)被員工們譏諷為“反坦克火箭筒”(Bazooka)。

尼埃爾既是喬布斯式的人物,也是法國版的公民凱恩(French Citizen Kane)。他還支持調查性新聞網站Mediapart,因為對方曝光了卡於扎克的醜事。我問他為何資助媒體?“我喜歡言論自由。”我開始說,“一個商人收購了法國最具影響力的報紙,就是因為相信……”但尼埃爾打斷了我說話:“我左右派媒體都贊助。”

他說自己每周還投資兩家新成立的公司。“這比買樂透更賺錢,而且其樂無窮。”他解釋道,不管怎樣,自己想捐出財富。“我來到這個世界時是個窮光蛋,死的時候,財富於我用處不大。為何要把這麽重大的責任留給孩子去承擔?為何要剝奪他們獨立生活的意願?他們的錢已經綽綽有餘,完全可以生活無憂。我希望把剩餘的錢重新分配。”並附帶說:“自己感覺喬布斯沒有很強的財產捐贈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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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慢,當億萬富豪肯定妙不可言?“聽著,”尼埃爾回復道,“本人不講究穿,不太喜歡豪車,只有一座豪宅,此外還暈船。要知道,你一天也只能吃三餐,每晚只能睡一回。我的一生很成功,自己也非常快樂。”我問他:難道當初在克雷泰伊時不曾做過發財夢?“當然做過,我當時內心的想法可能就是要功成名就、發大財等等。但如今自己已如願以償,夫復何求?”

他解釋說:自己不可能把全部財富捐贈出去,因為根據法國法律,他必須把四分之三的財富傳給自己的三個孩子,他目前最大的孩子13歲。“這是以前的法律規定。如果向法國當政者提及此事,他們會這樣說,‘法國人喜歡子承父產,所以我們不能作絲毫更改。’”

但至少他成功捐了7000萬歐元、在巴黎創辦了自己名下培養編程員的學校,他稱之為“42”學校。(在道格拉斯•亞當斯(Douglas Adams)的作品《銀河系漫游指南》(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中,人生、宇宙以及萬物等終極問題的答案是42。)該學校將於今秋正式開學,免費提供編程課程培訓。尼埃爾尤其希望能吸納寒門學子,他坦承自己的學校並無學位授予資格,但他並不以為然。如今已有5萬名候選人申請學校的1000個名額。“我覺得10%-15%的學生將來能自己創業,那是個很了不起的結果。當然,1%的學生最終能功成名就,但已經很不錯了。”

他說,這對國家大有裨益。“法國政府昏招迭出,如設定75%的超級邊際稅率計劃,這不會影響任何人,只會引起全世界說閑話。”我問尼埃爾:對收入超過一百萬歐元進行徵稅肯定也會影響到他嗎?他答復道:“不會,因為本人的薪酬不高。”

這麽說,他並不像其他法國人那樣對國家心生絕望?“法國人總是牢騷滿腹,那是老毛病了:總是抱怨個沒完。”我問法國人為何會這樣。“從原則上說,早在1789年,法國人就得到了法律授權,他們決定延續這個光榮傳統。這個國家十分可愛,社會保障全面、稅制也並非糟糕透頂。這是個十分宜居的國家,盡管它不是全球管理最棒的國度,但我打心底裡喜歡它。”

尼埃爾不想要甜食與咖啡,他說自己從不喝咖啡。如此有節制力的法國人,本人還從未見過。然而,我享用咖啡時,他還是那麽耐心地端坐著,讓我實在感覺不好意思,於是含糊其辭地說自己耽擱了他的寶貴時間,讓他在百忙之中接受了我的採訪。“沒關系,”他回復道,“你咋會這麽想?我每周要接受三次訪談,我會想方設法把它們都安排在周一。”

這位大富豪在日理萬機之中抽出寶貴時間、無怨無悔地坐了快兩個小時接受我的採訪,最後竟然還提出他來買單。我對他說,按規矩該《金融時報》掏錢。“但我希望也能支持一把盎格魯-薩克森人(Anglo-Saxon,即英國人)的報紙,”他咯咯笑著說。不知怎的,我的信用卡在餐廳刷不了——與億萬富翁共進午餐,老出現這種情況——他再三表示由他買單,但經過一番“推搡”,最終還是我把單買了。

我問他是否愛吃這兒的飯。“這家餐廳很有檔次,”尼埃爾說,很明顯是平生第一次在回味剛才吃過的美味佳餚。“我在這兒一直吃得很爽,但我在麥當勞同樣吃得很爽。”

我問他是否是樂天派。“本人心滿意足,”他哈哈大笑地回答我。“我還抱怨誰?我啥都不缺,已經別無所求。”站在你眼前的就是法國人中鳳毛麟角的一個白手起家的成功者——一個快樂的巴黎人。

西蒙•庫柏是《金融時報》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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