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uby的法國心情寫真

由於台灣的歷史淵源 與 所處位置  及經濟等問題 我們會對於中國多加注意 這是能理解

我自己也是選了很多跟中國有關的文章 一方面是興趣 一方面我是台灣人

但我不能理解是 西方國家對於中國的反應   很多事都建築在 恐懼 威脅 文化 獨裁 經濟成長 等等引起的反應   然後有時看到西方人士對於中國許多評論 不是過於樂觀 要不然過於渲染 有人一直預言會有大革命之類的   我想他們可能不了解中國文化   更奇怪的是 西方人一直害怕中國人山寨能力 人權問題 一方面又前仆後繼到中國搶市場 搶商機 有些時候我不免認為 中國高經濟成長 應是拜西方人中國熱所致   西方企業貢獻不少 我猜   除了中國國土大 人口多 其他的條件真的很好嗎  ?? 現在他們人力成本上升 比起一些東南亞 非洲都來的高 再者 他們也不若印度 我甚至看到柬埔寨 很多人都能說英文法文 語言方面中國也有隔閡    人才 我懷疑中國人才真的素質比較高嗎  印度也有很多高科技人才押   還是很多條件的綜合呢

我想應該是政府的政策 中國政府大力支持發展 即使破壞環境也在所不惜 他們破壞農地 破壞文化資產    利用廉價的農村勞動力 讓國外企業及中共企業賺得大筆的財富   但他們所支付的是子孫的未來 我有時在想 這樣的發展是真的好嗎  雖說經濟建設難免會造成環境污染及破壞 我不會天真到以為真的有辦法不破壞環境 至少目前的人類技術是無法辦到   但是 目前許多國家已經走過的路 我不知中共領導層是否了解 是否心中有各藍圖 在某些的破壞是有限度   但我真的懷疑

有位長期在中國的英國人Mark Kitto  一開始還以中國通自居  取了中國太太生子  過了幾年之後 終於了解  他寫了一篇 you'll never be a chinese

中文譯(當然不是我)  有興趣可以找原文 不知為何我的電腦一直連不上

Mark Kitto在中國生活了十几年，經历過文革和八十年代改革，他在英國《展望》雜志上发表了一篇告别文章《You'll never be Chinese》，回顧了他在中國的生活。因為文化差異、對中國历史的不了解以及意識形態的不同，Mark Kitto看待中國還是帶著有色眼睛。然而，這篇文章反映出一個外國人如何看待中國，此外，Mark Kitto也敏銳捕捉到，中國社會正在劇變，留給共產党的時間越來越短。

死亡和稅收。你應該清楚這句古話（譯者注：出自Benjamin Franklin1789年給Jean-Baptiste Leroy的信中寫道："But in this world nothing can be said to be certain, except death and taxes",但在這個世界，沒有任何事可以確定，除了死亡和稅收。）。我很樂意加上第三件事：你永遠不可能成為中國人，不管你如何努力或者想成為又或者你覺得你理應成為。我也曾想成為中國人。我并不是說我想穿著一件真絲外套和棉拖鞋，或者一套毛主席式的西裝帽子，再把我的頭发染成黑的，尽管我也覺得用一塊手帕擤鼻涕也挺惡心的。但我很願意中國成為我生活和成就事業的地方。確切的說，起碼在過去的十六年是這樣。但現在，我就要離開了。

我也不會再回來。我已經徹底從愛中抽身，從我的中國夢中醒來。“但中國是一個經濟奇跡：創紀錄的人數在創紀錄的時間內擺脫了貧困……年复一年以百分之十的速度增長……出口……進口……基礎建設……投資……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拯救了世界經濟……”飛馳著的盛況空前。我們都大概清楚這些。

難道你不覺得，憑著這些快速发展和基礎設施建設以及丰富的原材料，像一個嗖嗖行動的金融界的詹姆斯·邦德一樣單槍匹馬的拯救全世界的經濟的中國，不應該足夠成為一個更快樂和健康的國家嗎？至少要比那個当我在1986年以學生身份首次到來時所遇見的中國，那個從几十年荒謬可笑控制狀態下擺脫出來的中國好吧？我并不這么覺得。

当我離開倫敦大學的亞非研究學院（SOAS），到達北京開始我第二年的中國學历課程，中國是共產主義。和西方相比，它是落后的。很少能看到汽車行駛在街道上，成千上万的自行車，寥寥無几的街燈和不計其數的驢車在一個不快的速度下行駛著，能讓學生爬上木板被載一程回到宿舍。我一位所謂很負責的老師（介乎于宿管和假釋官職位的人）曾是一個可怕的前任紅衛兵，外號侯龍。每日生活所需要的必需品：食物，水，一輛自行車，還有一些零錢買的花生。我們曾生活的像國王，或者說我們本該能找到一些更高端的能讓我們花錢的地方。但并沒有，只有一家在市中心的友誼商店，可以買到聽裝咖啡。

我們也曾有過自己的生活，像學生一樣。從我現在的視角來看，不是無聊的惡作劇和我深情記住的那些探險，而是那個叫做莫干山的山頂，距離上海的西面100英里，那個我曾在過去的七年所生活的地方。

如果非要我選一個詞去描述80年代中期，我會選——樂觀。一個五花八門的自由的開放的市場才有雛形，隨之而來的是中國成立35年以來第一次遭遇的通貨膨脹。事實上人們對此感到很興奮。這是進步的一個標志和一個對更多可能到來的期許。強調這個樂觀是一种共產主義的社會責任感，至少是責任感的一部分，所產生的要么是一個真正無私的社會體制，要么則是一個表面团結，但私底下根本沒這回事的集體。

毛主席在1949年站在天安門上宣布：“中國人民已經站起來了。”終于，在80年代中期，中國人民開始學著走路和发出自己聲音。

1987年的一月的一個晚上，我看著他們，唱著歌在大學覆蓋的街道上從大學廣場走向天安門。這是第一個如此多的學生集會游行，也可能導致了1989年的“六四事件”。

一個重要的人對那個輕率樂觀的事情負有主要責任：鄧小平，現在以当代中國的總設計師而聞名。鄧小平把中國打造成了現在這樣。他同樣也是1989年下令讓軍隊進入北京的人，当然，這留下了可能讓共產党走向末日的把柄。那個事件，中國人不得不這么稱唿它，也是在我期末考試時发生的事件，在共產党做了完全將它從公眾記憶中刪除的工作之后已經很少被提及。我的同學和我懷疑了我們花了四年時間所學的中文，是否毫無意義。

鄧小平并沒有用太久的時間把這個國家扳回到他所選擇的路上。他說服了這個世界：要和中國立場保持一致，而不是像一個賤民一樣對待中國。并且原諒他在那個事件中所做的一切，將會有更多的好處。他還提出了一個計划保證不會再发生類似的事情，至少在他看來。世界伸手相助，中國人民一概接納。雙方都有經濟上的好處。

当我在1996年回到中國，去開始我所夢寐以求的生活和事業，我嗅到了同樣的樂觀氣息，但這次似乎隱約有些不同：一個明顯的區别在于，社會中出現了一陣商業氣息。這個興奮的時刻更像是我签下一筆為我能夠帶來丰厚利潤的生意（我的中國事業起步于金屬貿易）時所表現出的熱切渴望，而不是那种大事件要发生前的顫栗。

這种興奮戛然而止。鄧小平曾保證這些從未要求過體制改革的中國人民會有几千年來從未有過的衣食無憂。党說：“相信我們，一切都會好起來。”

二十年過去了，似乎一切都并沒有好起來。

我必须強調腐敗現象和我在中國的事業軌跡毫無关系，在2004年，我從金屬貿易轉向了打造一本有关經濟的在政府的控制下雜志，然后我退隱到了莫干山上和我的中國妻子一起建立了一個小的位于咖啡館的金融中心外加三間客房，這反而給了我足夠的逸聞趣事和八卦去填充半頁的每個月的《希望》，這樣的狀態持續了几年。我們現在的生意可能遭遇和我雜志同樣的命運，如果当地政府決定不續签我們的短期租權的話（為了這個我每三年求爺爺告奶奶一次），這也導致了我不繼續留在中國的決定。

在我經營雜志的時期，我同一領域的競爭者（更准確的說是敵人）私下告訴我他們研究了每個我制造的議題從而在我這學到些什么。他們感謝了我對中國媒體的貢獻。他們竭尽可能的尝試任何手段去摧毀我。莫干山当地政府領導私下也給我发了短信感謝我的貢獻讓這個小村复生成為旅游聖地，但同樣也申明我是一個他們不成文規定之下的特例，他們實際上不歡迎外國人（事實上還是外國人在1990年初期打造了這個小村）回來居住，最多只能呆上几周。

但這篇文章并非主觀。我希望我能給你我對中國的認識，這些認識建立在了我住在這里的時間，三座最大的城市和一個鄉村小集體之上，解釋了我為什么選擇離開它。

***

当今中國大陸社會只聚焦于一個方面：金錢和其中的收購。当今決策中國政策的小組是“經濟利益”。平均來說，這個國家和它的子民，遠沒有他們25年前富裕。傳統家庭文化，由于將近六十年的自我奉獻，再加上另外三十年的獨生子女政策，已經變為了“自我”文化。除了那些不得不產生經濟利益之處，并沒有一起實現共產主義，当他們做這些的時候只不過是確保給他們一些基本的經濟補償，那些受害于政府贊助下的不合法的土地瓜分的人民，或者那些被毒害的孩子。現在的社會狀態，在中國文化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当時六十年的共產主義，如今被財富所重新定義。車，商品房，珠寶首飾，服裝，寵物：都是嶄新和閃耀的，帶著國外名牌的標識。在這個鄉下的小山村，我并不所求我和我的家人健康。我所求的是我們的小買賣能掙多少錢，我們的車，我們的狗得花多少錢。

当然，這個錢的困擾，有多少錢，是你對那些并沒有多少錢的人們所感到的不安。因此，党的口號提出了和諧社會，在城市和邊遠山區的美化工程，以及對于依賴土地權買賣的投資，多于了個人解決個人負擔。

一旦你買了些必须用品，你就會想把剩下的投入到某些安全的地方，人們更傾向于一些更能接受的回報——所有的這些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總有一天，你不得不把錢用于支付你的醫療費用和儲備一些養老金，除此之外還有孩子去國外上學的費用。但并沒有什么合適的地方放這些錢除了投資房地產或者塞進床墊。股市起起伏伏，銀行以并不正常的商業方式運營，并且人民幣嚴格來說并沒有那么高的外汇價值。一些特許的有權勢的有路子的人把他們的資產通過合法途徑轉移海外，剩下的人們只能去買更多的房子或者更厚的床單。這個历史上最大的財富泡沫，如果破了的話，聽上去的聲音將會更像一起煙花爆炸事故。

簡單來說，中國房地產價格不斷如火箭般飛竄，一個房子對于生活中城市中的年輕上班族來說已經無法負擔，同時大量的房地產持續发展橫穿城市，更多的房子被買家当做投資，并非家。如果你有一個房子，你可能起碼有三個，我們的很多朋友就是這樣。如果你沒一個房子，那你一無所有。

当這個大泡沫破了的時候，或者在一個未來時間點的持續萎縮，党給人民的財富同樣也萎縮了。那個承諾煙消云散。不變的是，你還是需要去支付你的醫藥費，養老金和孩子上學的費用。人民想要把他們的錢拿回來，或者在未來中发出類似的話語，會聚集成一個政治聲音。如果他們被拒絕了，他們不會再如此和諧。

同時，少數民族，工厂工人，對這些人而言，政府削減他們的壓倒性力量不是比對他們慷慨解囊更方便么？如果突发少數民族或者勞工們的不滿，又恰逢房地產市場的崩盤，再加上例如2008年的毒奶粉，溫州動車事故揭露出的高層嚴重腐敗這些丑聞，這個和諧社會就更可能變成一個全民不滿的合唱。

党會怎么處理，怎么領導呢？

不幸的是他們已經忘了這件事。政府是如此害怕人民，更别提去領導人民。

在中國農村，一些決策需要通過一條直通北京的命令鎖鏈，得到更高層的授權，然而得到的很可能是一個寫著：“自己拿主意”的便條。党只會在当自己的權力和財富受到直接威脅的面前才會有所行動。統治這個國家幕后的人處在一個沒有地址或者電話的大樓里。那些大樓里的人并不允許他們委派的領導人直接掌控大局。很快將離任的國家主席，現在昵稱為溫爺爺的老人，是一個傀儡或者說是幕后對公眾的虛張聲勢，也可能他是一個真心的想做一些對的事情的人。他對重組所提出的願景（2010年CNN采訪，中國境內被禁）是好的，但他也深知，他永遠實現不了。

為了爬到高層你必须帶著不黑不白的灰色，沒有強烈的個人觀點和想法。這里我做一個假設，剛開始競爭領導位置的人總會想著一旦他們到了那個位置，他們能展現出自己真正的顏色。過了一段時間他們就意識到了這絕不會发生。作為一個出版人，我曾經和一些聽從“上面”傳話的官員打過交道，他們說起話來就好像隔壁有個不知名的怪物，那個怪物可能是“他們”或者“我們領導”。他們有一兩次稱之為“中國出版集团”。但是我很努力的搜索過，它并不存在，它只是個科邁拉（譯者注：希臘神話中獅頭羊身蛇尾的噴火女怪，作者這里說明它是個虛假的怪物）。

在那個大樓里的人們，即將掌控這個被他們稱為‘中國世紀’的人，通過專家學者告訴我們。“中國會是下一個超級大國，尽管接受這個事實吧。”你叫我如果接受一個在一個需要提出关鍵決策性意見是只會傳一個“自己拿主意”紙條的，甚至都不知面貌的領導人呢？

人們常常覺得，中國曾經領導過世界一次，所以我們毫無畏懼。就像中國人經常說的，他們只想要“取回他們的合法位置”。然而中國曾經是一個超級大國毫無爭議，這里對于中國理所因当取回他的“合法位置”有兩個基本的問題。

一個关鍵的原因在于中國能有現在的成果主要因為它的面積。就像現在這樣，曾經很大，也一直會很大。（中國喜歡大，大很好，如果中國人問你覺得中國怎么樣，只要說“它很大”，然后他們就會很高興。）如果你是最大的，就好像物理體積的影響在微芯片被发明出來之前，你更易于出于統治地位。就像中國曾經坐在那里接受那些附庸國和宗主國的貢品，比如西藏。当矛盾被激化超越它本身的邊界時，就可能會威脅到中國的安全和其自身的利益，那些制造麻煩的人就會被設計成對立雙方，或者用錢打发。

第二個原因在于合法位置這個被誤導了的概念其實是中國是個超級大國的世界并不被美洲，已經啟发過的歐洲或者現代非洲所認可。這個世界并不想存活于中國世紀，就好像同樣不想存活在美國世紀一樣。中國，從政治文化或者作為一個世界來說，還是太過狹隘。他并不歡迎外來的布道者——除非他們恰巧是擁有更好軍事的和北方侵入的，就像兩個古代皇朝一樣，元朝（1271-1386）和清朝（1644-1911），那些進入后會變成更多中國人的人們。比如說蒙古的領土變成了元朝的領土，滿洲的領土變成了清朝的，這似乎變成了最終的遏制力：“入侵我們然后內部耗尽。”就像電影《Allien》（譯者注：1979年科幻電影）。對于中國人來說，用一個輕微詆毀的詞來形容的話，所有的非中國人都是——外星人。更婉轉的詞是——外來者。中國人是“內部的人”。外面的天氣，大聲的爭論，自然災害，就像任何不喜歡外面发生的事情的人一樣，中國人能关上門置之不理。也許他們會在門上貼個條子：“当你知道怎么做了，敲門。”

領導層需要和人民產生共鳴，一种能把自己穿進下屬鞋子的能力。這同樣也需要決斷并勇于承擔責任。但他們始終覺得自己是高高在上的，中國人民覺得和他們產生共鳴真的很難。在控制國內人民利益冲突的問題上，中國政府的努力是決定性的，暫且不提國外的。由于不厚的丑聞，領導班子的推遲移交，這個體系設計好了的套路是：有任何重要決定舉措之前，避免責任變成了最重要的前提。

一個領導人必须放下這种至高無上的身段。当今“世界領導人”提供給世界的機會是去当美國人或者民主的，如果他們想的話，有時甚至是強迫。大英帝國提供的眾多事物之中，重要的是給了奴隸自由和一個合法的體系。羅馬人從埃及取走糧食在整個歐洲重新分配。

中國讓世界不再提供機會給中國人，因為成為中國人是件不可能的事。中國共產党也并非徹底拋棄了奴隸制度。它鼓勵自己的人民像奴隸一樣工作生產提供給西方公司他們所需要的貨物，以賺取外汇去填補經濟大膨脹。（党的宣言里的保證，保證把外來奴隸主趕出中國，現在看來多么諷刺）。同時，党不知道一個合理合法的系統，你可以在他鼻子底下擺弄司法公正的天平。（我曾在北京最高人民法院作為原告贏得了官司。但我的律師在路上收集材料時法官接到了一個電話。這個官司的結果就顛倒了）。至于那些從非洲壓榨的資源，被送到了中國。

世界不願意在21世紀被中國領導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共產党本身，從它的開端，都是帶著強烈的反西洋列強的感情的。狂熱的愛國主義是它的基石之一。党的宣傳部門用“百年屈辱”定義了從鴉片戰爭開始到解放的那個階段。当時外國列強確實把豪取掠奪了一番当時羸弱的清朝。第二次世界大戰被稱為抗日戰爭。對于在公開場合詬病中國的人，對于頒发給中國學者的諾貝爾獎，對于在公開場合和達賴喇嘛喝茶的人，被指責為“干涉中國內政”和“強烈傷害中國人民感情”。中國人民被定期告知那些外國人曾對他們做了什么，定期感到屈辱，同時党也保證會讓外國人的行為付出應有的代價。

還有另外一种劇本就是，一個由定期備受屈辱的中國主宰的世界前景暗淡，但也揭示了中國主宰了世界和它的經濟。中國在未來几年內发生動蕩的可能性日益增加，隨著房地產的崩潰，一切化為烏有。像所有大事一樣，它发生的同樣會很突然。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隨著一個爆炸事件開始。一些評論家說，這會是革命的開始，或者說是中國巨人的倒下。這些都有很好的土壤根基。所有党所做的一切試圖在短期內修复這些問題只是讓事情更加糟糕了，長遠看來，也只是放任房地產價格再次攀升。看看最近下調的利率，為了刺激國內消費，而本身沒有什么改變。党出台了新的醫療保險體系，只是因為沒錢了。錢呢？全投資在美國債務上了，又不能出售，還讓美元貶值，提升了人民幣價值但讓出口貿易受損，关閉了不少工厂，讓工人失業，威脅到了社會穩定。

我希望這場劇變來臨的時候可以是和平的，党不再會用攻打台灣菲律賓轉移公眾的視线。不管要付出怎樣的代價，這終會讓中國破紀錄式的經濟增長停下來，尽管它如今驅導著世界經濟，也是從拯救世界經濟衰退的唯一希望。

***

對于暴力革命或者內部的動蕩的恐懼，大部分的暴力矛頭直指外國人，并不是我要離開中國的主要原因，尽管我并不否認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除了我所希望成為這個社會一部分的正当的人類渴望，不再被視為一個外來者，還有我可以在一個規范的環境下運營我的生意，不會再為了某天我的生意被奪走而擔驚受怕，不用為我的家庭所唿吸到的空氣和傷害我們身體的食物而過分憂慮，為什么我必须離開中國，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想給我的孩子們一些像樣的教育。

中國內部底層的教育系統并不教育人，那兒只是一個測試中心。課程早已被設置好了如何通過。在中國農村，我們所生活了七年的地方，也存在一個選拔系統。考試中的成功提供了一個在大城市更好生活的通行證。學校并不培養全面发展，有社交能力，能自理更生，具有質疑精神的年輕人。他們只培養出兩种人：贏家和輸家。贏家去大學研究商業。輸家回家种田或者那些他們父母本不希望他們去呆的当地工厂。

還有一點，几乎沒有體育和課外活動。一些運動型的孩子被選拔和送到特殊的學校去培養去贏得奧林匹克金牌。有音樂天賦的孩子們被埋進了溫室，那些所有存在于他們天賦中的熱情和快樂都被榨干。（我妻子是后者之一）

這其中還有宣傳因素。我女兒上學的第一天被用來觀摩了一個大概叫做《中國人民在党的帶領和人民解放軍的幫助下成功戰勝北川地震》。道德准則則由那些中國历史上党內神話般的英雄所提供，比如雷鋒，一個在他短暫一生中所做出的貢獻超出人類可能的無私士兵，他把這些事跡記錄在了日記上，在他去世的時候又被奇跡般的“发現”。

那些壓力讓孩子們變得病態，但從個人經驗來說，考試在95分一下就可以被認為失敗。考砸了就要被懲罰。包含了各种測試卷子的家庭作業，占滿了一周中的每一天。我見過很多孩子成群結隊的在周日的清晨六點去學校寫作業。節假日中他們還要參加課外輔導班，并且必须每天做他們本身的家庭作業長達几小時以趕在下個學期開始前完成。我很多当地的朋友對這樣的教育體系像我一樣深惡痛絕，但他們沒有别的選擇。我是幸運的那個，我有。

一個選項是搬回一個中國的大都市然后送我們的孩子去昂貴的國際學校——其中沒有一所提供出國——但是我擔心的是人口問題和我不得不去找一個更好的工作，大致上就比如一些對外貿易，但這會讓我良心上過不去。

我很同情中國那些不能進入大城市中國際學校（這些學校本身也限定了他們能夠接受多少中國当地學生）孩子們，同時還有那些父母們供不起他們出國留學的孩子們，還有那些沒有資格進入受到党組織特别優待的特殊學校的孩子們。中國并沒有這樣一條大道，能把孩子培養教育成領導人，发明家和革新者，但這恰恰才是教育的最終目的。党組織不希望那些可以解決他們問題的自由思想者。他們仍然堅信他們自己能夠解決，尽管他們從未承認過存在問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腐敗問題是他們唯一公開承認的。因為明顯的已經不可能再去否認。

党中也確實存在一些開明明智的，能明白必须做些什么去避免危機发生的官員，我也見過一些。如果中國想要避免動蕩，那么這些人在從內部改變党上起著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他們面臨的是一條充滿荊棘的道路，留給他們的時間太少了。

我也偶然遇見過几百個全面的睿智的具有現代國際事業的中國人，那些人也十分想要幫助他們的祖國去面對這些會演變成為動蕩的問題，但他們得不到到機會。我為那些試圖請願的人感到深深的憂慮，就像我的同學和我在1989年在SOAS考試時為我中國朋友們安危擔心一樣。

我在微博上讀過一些艾未未，陳光誠和劉曉波的消息，微博的審查程度不亞于TWITTER和FACEBOOK。我妻子從未聽過他們的名字直到她上了微博——審查者不可能全部刪的掉。那里有成千上万的中國人同樣关注著他們，也同樣有著不計其數的像他們一樣的中國人，邁著不大的步子用他們的方式讓中國變得更好。

終有一天，他們這樣的人會普遍存在。那時甚至有可能將會是一個變成中國人的好時候。

【多維新聞】本文網址：http://opinion.dwnews.com/big5/news/2012-08-13/58801093-all.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