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uby的法國心情寫真

我覺得這篇寫得好 拿上來和大家分享

不過 要提醒的是 知識份子關心國家大事是非常好 但要想的深遠 看事情角度要全面的知識份子確可遇不可求 

想像的優越感

長期居於學院之中，在紙堆書本里耳濡目染的久了，難免不會產生一種“想象的”優越感。

優越感並不是什麽值得誇贊的高雅趣味，卻偏偏被學院之人奉為高於大眾的精英式標簽。在不同的大學里來回穿梭，在漫漫的從博士到助教再到教授的道路上，每天從事高強度高密度的抽象思考，再時不時地就救世濟民的大話題激辯一番，在某一個瞬間突感有歷史加於己身的責任憂患意識，於是不自知中就會滋生出不少嬌寵的學院氣、傲慢氣，把自己想象成見多識廣、全知全能的俯視者，身體里處處流淌著是知識的高貴血液。

喬治·奧威爾在《我為什麽寫作》一書中，曾提出寫作有四大動機：其一是純粹的自我中心（sheer egoism），希望自己變得聰明，死後留名，向那些在你童年時候冷落你的長輩們出口氣；其二是審美方面的熱情（aesthetic enthusiasm），欣賞外部世界的美，或者欣賞詞語之間正確組合的美；其三是歷史方面的沖動（historical impulse），希望看到事物的如實面貌，找出真正的事實，記錄下來供後人享用；其四是政治方面的目的（political purpose），希望把世界推往一定的方向，改變他人的想法。

做學問和寫作不無類似，或者更確切的說，寫作是學問世界中最為重要的一環。奧威爾總結的四大動機，也就毫不例外的成為了支撐學院之人優越感的巨大支柱。我們今天所談論的理論，所建立的模型，是構架明日世界意義系統的橋梁，是帶領社會走出精神貧瘠的源頭。

這股子想象出的優越感，用通俗的話說，就是書呆子們對書本認知的盲目膜拜。學問做到白頭，西方理論津津樂道，再創造出一些拗口的後現代主義表達，譬如“去文化的文化，反文化的文化性”，就可以擁有批評的特權，甚至跨越專業知識的門檻，說東道西，去涉獵本不熟悉的領域。

現今學術培養的一大趨勢，就是對單一學科的專精強化。書固然是讀得多了，但讀書的面卻窄了，分析框架單一化，想象力也相應萎縮。另一方面，長期囿於學院之內，最為要命的，就是欠乏現實經驗的錘煉。西方理論雖然讀得不少，但在實際問題面前，卻由於缺少第一手的觸感和體認，只能生搬硬套理論，提出的研究問題宏大有餘，敏感性不足，總感覺只是隔靴搔癢，難以掌握應有的厚度和深度。真誠的批評家多是對現實世界有著切膚之痛的體察者，而非抱守著知識的優越感卻脫離實際空口而談的思想導師。

想象的優越感的另一種反向表現，就是關起門來只做學問，不問世事，保持知識分子的清高，或美其名曰，保持知識分子的中立學術立場。當然，一門心思做學問，已經遠遠好過於那些將學問當作敲門磚的功利主義者，更何況在動盪的政治運動年代，最先遭受批判的，總是批評聲音最大的。在今天，社會大環境的浮躁氣之下，我們看到更多的，是那麽多“知識分子”一心依附於體制的威權，而拋棄了學術的良知。所以肯花心思做學問的學院人，已屬十分難能可貴。但誠如學者林賢治在《美國知識分子》一書的序言中所言，“一個國家和民族，如果沒有一群充滿活力、勇猛精進的知識分子，不能由此前後形成一個具有創新意識的、穩定的知識分子傳統，要建設一個文明社會將變得加倍艱難。”

思想之業是危險的（海德格爾語）。只耕耘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在政治問題上採取不管不問的迴避態度，雖然規避了風險，堆積了自我的優越感，但卻丟失了重建政治社會秩序的理想和勇氣。長期往復，犬儒化生存便會成為最常態的治學之道。

在我看來，有獨立人格的學院人，既不應該懷念過去，也不應過分寄予未來，而是要對“現在”這個題目，坦盪盪地曬出自己不受閹割的思想，以及憤怒，用知識批判介入公共事物領域，為弱勢群體發聲，為社會不公吶喊，進而點滴地改善現狀，推動社會的良性發展，這才是一種行動的力量。

（註：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作者著有《門檻上的香港》、《我要的香港》等書。本文責任編輯：徐瑾 jin.xu@ftchines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