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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真 | 2014.04.24 14:05 |

綠營政客及其一幫徒眾,一會兒支持核四,一會兒反對。一會兒反服貿,堅持要訂個超高公投門檻的所謂兩岸監督條例,以便實質性禁止與大陸的任何交流,一會兒又說公投法門檻太高,是在踐踏民主,對人民惡作劇,完全依照當下不同的政治需求而有完全相反的說法。

但是,除了這些鳥人之外,的確有許多人是反核電的。重點是,任何一個目標,不管它有多麼崇高多麼神聖,都必須考量手段的正當性,不能因為鳥人當下的政治操弄剛好有利於我的目標,我便趁勝追擊。

甘地在1930年發起製鹽長征,刻意違反英國的戒 "鹽" 令,刻意以身試法,挑戰英國殖民統治印度的正當性,掀起一波波非暴力抗爭。英國逐漸無法招架。

後來,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英國節節敗退,被德軍打得落花流水之際,甘地所屬的國大黨打算趁勝追擊,先幫英國打仗,雙方協議戰後讓印度獨立,若英國不同意,就趁他被二戰被打得要死不活之際,發動更大規模的抗爭,逼其就範。

沒想到甘地反對趁人之危,他說,趁人之危是很卑鄙的,他寧可目標沒法達成,也絕不趁人之危。他同時也反對任何形式的參戰。甘地的想法和他所屬的國大唬爛黨不合,於是引退,離開國大黨。

但另一方面,甘地又透過他所創辦的雜誌持續努力宣揚反戰,數萬人因此遭英國政府以違反戰時命令逮捕入獄。

甘地對邱吉爾那個人渣說,他一生始終反戰,絕對不可能支持讓印度參戰。但甘地說,基於人道精神,他願意讓印度幫忙救助英國傷兵。甘地甚至還勸英國應放下武器,以非暴力方式對抗納粹。

這些事告訴我們,手段比目標還更要。或者其實應該說,手段和目標是一體的。套用甘地的話,"只要堅持正當的手段,我們遲早會到達目的地。" 維根斯坦對於哲學與科學的本質差異有這麼一段話,與此類似,他說:"只要你告訴我你用的是什麼方法,我就能告訴你將得出什麼樣的結果。"

一條髒抹布絕不可能把桌子擦乾淨,再怎麼神聖偉大的目標都一樣,沒法美化手段的卑鄙。不該眼睛永遠只看到目標,便趁勝追擊,不惜迎合任何卑劣的手段和不良居心。

甘地還說過,如果他的非暴力抗爭導致人們對英國有一絲的仇恨,那他寧可永世充當英國人的奴隸也絕不尋求翻身。

甘地推動非暴力抗爭,以身試法無數次,主動尋求入獄,每次總是要求庭上依據法律精神判予最重刑罰。有一次,遭到重判數年入獄,甘地對重判他的法官當庭表示感謝。那位法官在退庭時起身向甘地致敬,法官說,"如果有一天,您被釋放,我會比任何人都高興。"

時下台灣竟然連梭羅、甘地什麼民不從、愛與非暴力都變成一種最夯的流行,一堆行事作風所作所為與這些精神全然背道而馳的人,卻個個朗朗上口,十分噁心。

例如那位連馬英九的萬代子子孫孫都要詛咒、挑撥人們對其仇恨的彭明輝先生,據說竟也什麼托爾斯泰、甘地、梭羅不離口,什麼民不從、非暴力的。我真不敢相信這是真的。台灣社會為何病態若此,難以想像,想來實在可悲。

這位彭先生十多年前曾主動來信與我認識,想必也是巴勒網或已關門打烊的哈巴狗電台的忠實讀者,希望他別再說些可恥的話了。台灣社會搞成這樣,還嫌不夠可悲嗎?

 

陳真 | 2014.04.17 11:50 | #

幾十年前,當國民黨及其一票同路人之所作所為非常惡劣無恥時,四周人們一片認同,只差沒喊萬歲,講起大有為政府,總是質問:"國民黨有什麼不好?你為什麼要罵它?咱們是世界民主的燈塔呢。" 講起黨外人士就像講到一群害蟲病毒一樣。

幾十年後,當民進黨及其一票同路人之所作所為,綠出於藍,非常下流齷齪時,四周人們卻一片叫好稱讚,只差沒喊萬歲,講起咱勇敢的 "台灣人" 政黨,相對於骯髒可惡的他們 "中國人" 國民黨,咱們台灣人台灣黨是如此高貴感人,你為什麼敢對它不敬,那是咱們的台灣之光,世界民主的典範呢。" 講起對於該黨不敬者或對立者,就好像講到什麼仇敵害蟲那樣充滿仇恨。

我口才好,黨外時代經常應邀私下到各大學中學給這樣一些忠黨愛國者洗一洗腦子,通常效果都非常好,好到誇張,很少有洗腦子洗不成功的,例如有個台大的學生會幹部,是個女生,原本早上還忠黨愛國,經過兩小時的 "治療",下午就跟我一起出現在高雄紀念二二八的群眾場合中,被警棍追著打。

人們常訝異我究竟是怎麼辦到的。其實很簡單。就像彭明敏講的,"你只要給我三個月的時間自由演講,我能讓國民黨垮台。" 為什麼?因為那時候的忠黨愛國者,他們之所以為虎作倀,甘為黨國鷹犬,主要是因為他們所知之資訊是假的、扭曲的、不足的、偏頗的、斷章取義的,事實上他們並不排斥真相或真理,只要你論證合理,資料詳實,他們累積幾十年的偏見和誤解,瞬間就能瓦解,就像雪積得再厚再高,遇到豔陽一樣立即融化。

但這年頭,任憑你有辯論比賽冠軍的口才,任憑你有天大的證據資料,卻一點作用也沒有,只會讓時下這些忠黨愛國者更加仇視你,因為你的威脅性太大、不敬程度太高,簡直就是萬惡不赦的賣台公敵。

原因何在?因為這些人就像索羅斯所說,對於真相或理性絲毫不感興趣,他們很樂意根據顏色判定敵我,至於是非黑白或各種漂亮辭彙,對他們來講純粹只是一種打擊敵人的手段,因此,當你訴諸理性與是非黑白,對他們將毫無作用,因為那些東西根本不是他們在乎的。

索羅斯原本非常相信他的老師Karl Popper的說法,一個社會,只要資訊充足,真理真相便能顯現,彷彿便能自動導向一個開放社會的形成。但美國社會事實上卻不是如此。索羅斯說,他覺得很震驚,難道他長久以來所相信的Popper的想法錯了嗎?

後來,他自己得出一個結論就是:真理真相光是顯現並沒有用,一個開放社會形成的前提要件必須是它的社會成員 "普遍在乎" 普世價值與真相。

這話用在台灣便能理解。為何高壓年代,改變人們的想法如此容易,而所謂民主時代卻幾乎不可能。原因無它,因為其社會成員普遍根本不在乎什麼真理真相什麼普世價值。他們只相信敵人就要打倒,不管用什麼手段都行,一切行事作為,根據的是既定而不可挑戰的偏見以及針對不同顏色的仇恨,而不是根據任何理性與感性。

比方說你看所謂反服貿,反什麼黑箱作業,可是,民進黨執政時,例如蔡英文,所立下的法條簡直是黑到伸手不見五指,完全不透光,明明當時是國民黨覺得這樣搞非常不妥,才把它修改成比較透明一些。

這並不是幾百年前的事,而只不過是頂多十年前的事,根本不需要任何智能就馬上能查證的簡單基本事實,但你即便把一萬個事實真相給砸到這些腦子進水的綠營支持者頭上,他不但不為所動,而且反而會更加仇視你,更加鞏固原有的偏見與仇恨,更加努力抹黑造謠。

奇怪的是,這些人儘管幾乎沒有一句話不是謊言,每天卻滿口漂亮辭彙,眾口一聲像中了什麼邪一樣,什麼非暴力啦,民不從啦,什麼公民與民主的,聽到這些詞,竟變成行使仇恨與謊言的流行辭彙,我真的很想吐,也很無奈。

能說的,能做的,能付出的,青春血淚,連同一整個家,全都給了,除了病痛交迫的老命一條,其它一點也不剩了。對於這個島,套句沈從文的話,"我已存心放棄",不干我的事了。

陳真

 

禁食做為一種運動手段,近代主要代表人便是甘地。甘地認為,禁食無非是透過自苦,反省自己的作為,或做為一種有關基本普世價值的提醒、呼籲、紀念或抗爭,例如甘地數度絕食,懺悔自己的不合作運動所產生的傷害,或是要求不同族群教派之間的血腥衝突完全停止等等。

從未聽聞以禁食來強迫社會大眾必須在一種見仁見智的公共政策上順遂一己之意。更不應宣示若目的若不得滿足,便是對手或異己一方 "殺害了我"。

不管有意無意,這聽起來無非就是會挑起一種更大的衝突及仇恨:我若不幸死掉,你們要記住,是 "那些人" 殺害了我。天底下有這樣一種 "非暴力" 嗎?

1989年,林義雄假釋出獄。那年,我在彰化基督教醫院實習。有一天,我在外科加護病房工作,那天剛好值班,深夜十點突然有人在加護病房外按鈴,來探病者就是林義雄,探望當時一位國民黨立委候選人叫陳湧源,是個婦產科醫師,遭黑道槍擊頭部重傷生命垂危。

林義雄那時非常反對黨外或民進黨參與選舉,一直到九零年代初期仍然維持同樣看法,他認為,參選者全是一些陸樑小丑,無恥政客,選舉不可能改變台灣的政治文化。

他同時也很反對藍綠對立,因此,當國民黨立委遭到槍擊,他便主動跑來病房關心。我看到他來,很驚訝,也很感動。

不久之後,他便去美國、英國和日本遊學,其間曾短暫回國,帶回一本自己寫的小冊子叫 "心的錘煉:淺談非武力抗爭"。我問他小冊子裏頭提到的一位美國哈佛大學教授 Gene Sharp 寫的《The Politics of Non-violent Action》(一共上中下三冊)要去哪裏才買得到?他說台灣應該沒得買。

一兩年後大約1991年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他的電話,說他回台灣,有東西要送我。於是我們就見了面。他要送我的東西就是 Gene Sharp這三套書。

我曾一度嚴肅考慮要出國跟隨 Gene Sharp教授門下,研究非暴力抗爭這東西。但我其實不覺得他這幾本書寫得好,我常開玩笑說如果Gene Sharp活在台灣,那他一定能把這書寫得更好,因為台灣惡劣的政治環境肯定能提供他寫作思考上的深度。但不管怎麼樣,林義雄送的這三套書,算是我對非暴力抗爭這東西一個初步認識的淵源。

造化弄人,我從沒想到會有這麼一天,我們彼此會站在世界的對立面;更沒想到這一天早在1998年我出國第二年便來臨。

林義雄的慈林文教基金會大樓,早在動工之前我就幾次造訪它預備動工的地點,拍照紀念,持續關注這個基金會從無到有整個發展的一舉一動。

我畢生的所有黨外經歷中所取得的各種珍貴史料,也在我出國前,全數送給慈林,好幾大箱,包括許信良1985年在美國成立台灣民主黨準備闖關回台前和彭明敏等人的一場半公開聚會的錄音帶,包括朱高正第一次在立法院講台語結果和一群老代表打群架的整個過程,甚至包括美麗島事件發生當下、鎮暴部隊準備開始打人時的群眾喧囂錄音及演講等等。

可是,就在1998年那時候,愛台灣的聲音開始出現,我很驚訝怎麼這種法西斯的幽靈竟跑到反對黨身上來了。不久之後,我寫了 "給長老教會一封公開信",表示對這種法西斯精神的不安與不滿。

不久,民進黨越來越荒腔走板,比過去的國民黨還卑劣。我寫了幾封信和文章,在私人之間流傳,表示我對這個黨的迅速墮落感到很不以為然。當時,林義雄是這個黨的主席。

幾個月後,慈林的網站竟然出現抹黑我的文字,說我是國民黨臥底的打手等等。我看了覺得很可悲。於是從英國寫了一封信給林義雄說,你是慈林的創辦人,林太太是慈林的掛名董事長,你們應該為這種抹黑手段向我正式道歉。

林義雄不久就寫來一封越洋掛號信,以公文形式表示歉意。我看了很失望,因為重點並不是我個人要一個毫無意義的道歉,重點是,一個說要以愛、慈悲與非暴力為精神的文教基金會,為什麼連我這樣一個與之淵源甚深的人,僅僅因為我反對以所謂愛台灣來做為一種政治鬥爭及思想檢查的武器,便把我這樣一個飽受國民黨傷害的人抹黑成國民黨的臥底打手。

這樣一種作風,或對於這樣一種作風的欣賞或縱容,顯示著什麼樣的一種品性或價值觀?這樣一種品性的一群人,成立一個黨也好,一個組織也罷,或從事什麼偉大社運都一樣,我不相信他們能幹出什麼好事,正如我不相信一條髒抹布能把桌子擦乾淨一樣。

差不多也在1998-1999年那個時候,我和這個黨以及這群所謂同志便逐漸分道揚鑣,而我也開始遭到來自這個黨的各路支持者十幾年從不間斷的各種抹黑、騷擾、威脅與攻擊等等等。

我手邊有許多信,五個半人高的大麻布袋那麼多,日後有一天,也許五十年後,當所有相關人士包括我也全都死了,失去一切現實意義了,或許會有點歷史價值。

這些信印證了一種轉變,一種墮落。在某個意義上看來,它其實也印證了一種憐憫的需求;人力終究無法成就任何事情,除非老天爺給個憐憫。

就像咱們罰站運動也站六、七年了,像個銅像似的矗立原地,蒼白而無力,彷彿朝沙漠裏灑下的一滴淚水般無濟於事。唯一能盼望的還是天,唯神能恕,唯神能灑下甘霖。

 

我見過、聽過世界各地堅定的反核武者,例如羅素便是,他以九十幾歲高齡仍然被抓去坐牢,就是因為他靜坐在核彈基地禁區,表達他對核武及戰爭的厭惡與反對。

但除了在台灣,我倒沒見過堅定的反核電者,因為這東西並非一種普世價值,不是一種道德命題,它只是一種見仁見智的技術選項,有利有弊,你得做各種利害衡量,然後才能得出屬於你自己的選擇。就連專家也一樣,是好是壞說不準的,各有不同的著眼點,各有不同的正反看法。

但台灣真的很病態,凡事求夯跟流行,然後不問原由,只要人多勢眾,一切技術問題都一概能昇華為崇高道德議題,誰敢有二心,便是愛鄉愛國情操不良,道德上出了問題。

台灣人真的很像一大群瓦斯爐,任媒體與政客上下其手,人家要你一會兒開就開,關就關,開開關關,莫名其妙一會兒沸騰,一會兒熱頭過了又好像根本沒這回事。

特別是當選舉到了,這種開開關關沸騰個不停的現象就會更明顯,爐子自己說不定還會為自己的熱情很感動呢,儘管他完全不知道自己是在沸騰個啥。

這些沸騰的日子,很多醫院缺護士,因為全部突然請假跑到立法院關心起她這輩子從未關心過的服貿來了,順便看甩哥。你問她,妳覺得服貿哪裏不好?她會告訴你各種她 "聽說" 來的答案,例如幾百萬個沒水準既髒又臭的大陸人將會移民來淹沒台灣、年輕人將大量失業、醫院將被沒水準既髒又臭的大陸人所統治,我們的健康將不保,醫療水準將下降等等之類的蠢話。

 

底下是2011年6月的一段影片,僅一分半鐘,各位不妨把它看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celMunlA0Q

這只不過才三年前的事,蔡英文主張繼續興建核四,所持理由是說龐大違約金的問題,以及認為核四問題應理性、溫和、平靜地處理,不應造成社會爭議。

蔡英文和蘇貞昌,過去一個擔任行政院長,一個是副院長,不但要求續建核四,而且還要求應該加速完工,就在他們都快下台的2008年,很不可思議地,迅速編列核四最大一筆追加預算四百五十億。蘇蔡所持的理由是:如果核四停建,將會有安全上的問題,所以不但要建,而且要加速完工。至於完工之後要不要運轉,就到時候再看看。

在台灣,只要是綠的,不管怎麼說怎麼做都對,即便早上說的和下午說的完全相反也一樣都對。

比方說核四公投。民進黨在野時是強烈支持的,當成神聖訴求,抗爭不停。但2000年民進黨上台後卻反對核四公投,而林義雄及各路所謂反核團體基本上也沒意見。

阿扁和蘇貞昌等人,當時反對核四公投的理由是:絕大多數民意是支持核四的,若公投,"我們會輸"。可是,林義雄等人不是認為民意是神聖的嗎?既然大多數民意認為核四應續建,為何硬要對抗民意?為何過去老是硬要抗爭,強迫國民黨政府違反絕大多數民意?

就在去年三月,國民黨同意核四公投。擔任黨主席的蘇貞昌立即表示樂觀其成,並且說了這麼一段話:

"國民黨看不起會有九百萬人出來投票,認為這很困難,我們就展現九百多萬人(的力量),投給他們看!國民黨不要低估人民力量,相信經由大家努力,一定會有九百多萬人出來投票,讓公投案過關。"

其實具有投票權的公民人數的一半,應該差不多五百萬人投票就可以跨過門檻。如果那時候覺得九百萬不是問題,何況五百萬。為何之後幾星期,可能是不願意讓國民黨收割公投的美名,突然民進黨態度變了,說絕不接受核四公投,林義雄說那是民主的惡作劇,侮辱人民的智慧云云,誰要是支持核四公投,誰就是民主的罪人,除非把公投門檻取消,改成簡單多數,亦即只要有三個人去投票,兩個贏一個,那兩個人就決定了2300萬人的命運。這樣合理嗎?

不管合不合理。由此你可以看出,這一切全是政治操弄,一下非興建不可,否則會有重大安全問題,而且千億鉅額違約金會吃不消,而且會造成社會爭議不安,所以應續建核四,一下又突然停建核四變成至高無上的神聖道德使命,誰要是支持核四,便是不愛鄉土的罪人、全民的公敵。媽的真是齷齪。

但各位仍然必須把林義雄和其他綠營那些鳥人做出區隔。林義雄不是一個會故意操弄的人,也不會懷著私心或不良動機,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他的行為本身是對的。他個人似乎有一種迷思:只要是我認為對的,就是絕對正確的,所以非做到不可,誰要是反對,誰就是點點點點點....(一堆罪名)。

但鳥人們倒不是這樣,他們不管做什麼基本上就是考慮我能從中獲得多少好處。

如果幾個月前對於現行門檻下的核四公投樂觀其成,為何現在一定要把基本門檻拿掉,這不是等於進一步害死林義雄嗎?若是協議降低門檻或許還有個轉寰。

容我以小人心度鳥人腹,林義雄若死掉,民進黨恐怕就算躺著選也能選贏往後的所有選舉,包括總統大選。綠營表面上說不捨林義雄,有些的確是,但大多數鳥人恐怕並非如此。

台灣之瘋狂,十分徹底,似乎眼裏就只有綠;只要綠,什麼都好,於是凡事都能炒作成毫無理性的一窩蜂教條,製造內部敵人。凡有二心,其心可誅。就連核電廠這樣一種充滿高度理性的問題,都能操弄成毫無理性可言的偉大使命和道德信仰。

 

如果馬英九以總統身份承諾核四公投是 "欠缺憲政常識,法律素養不足",那麼,1999年,林義雄以黨主席身份推出陳水扁選總統時,為何還要他簽署一份「立即終止核四廠興建」的承諾書?難道阿扁當總統跟馬英九當總統是不一樣的總統?

像這些都一再表明這不是一種真的想要討論問題的姿態。只要是綠的,什麼都好,什麼都對,只要不是綠的,就都不管怎麼做都能扛出一堆罪名,戴上一堆帽子。

 

台灣的綠衛兵文化差不多已經發展到一種極致,這些小表哥小表妹,就跟蛆一樣,一大堆,嚇死人,攻擊力非常強。所謂卿本佳人,奈何做蛆?我常納悶,他們難道不想好好當個像樣的人?

台灣人有兩種基本性格,一而二,二而一,一體之兩面,有其一必有其二。

一是窩囊猥瑣,只要人少勢弱便噤若寒蟬,唯唯諾諾;你看台灣留學生在海外往往就是這副德性。一是一窩蜂精神,仗著數目多、氣燄盛,囂張得意,為所欲為。

你能想像,假設今天統派或親中者又佔了優勢,成為主流,出現的 "蛆嚇人" 局面肯定還是跟現在一樣,稍有不敬,便有你受的。而學生恰恰是不管潮流如何流轉之中,最為保守反動、最容易被操弄、最缺乏大腦與理想性的一群人。不敢說古往今來盡皆如此,至少過去這幾十年就是這樣,而且逐步變本加厲。

在台北念高中時,有好長一陣子,台北火車站地下道牆上掛滿抗議布條,路過學生,個個帶著奮勇愛國、自我感動的激昂表情在上頭簽名。

布條上寫些什麼呢?寫著應該把康寧祥、陳婉真等等一些努力想破壞社會、出賣國家的漢奸給 "空拋大陸" "滾出台灣" 甚至主張直接槍斃。

學運愛國熱潮,在這島上始終不曾間斷,卻也始終都站在主流思維那一邊,差別只是在於把漢奸改成台奸,把賣國改成賣台,本質上一點也沒變。

從漢奸到台奸,兩種奸的白高帽我都戴過,而且戴得挺習慣,想拿都拿不下來。幾十年來,不管哪一種聲音是主流,我永遠都是 "共匪同路人",要我 "滾出台灣"。滾出我不會,我又不是水桶;飛出倒是一直在著手研究。

上述那樣一種又是一窩蜂又是噤若寒蟬的民族性,估計幾百年恐怕都改不了;主流勢力稍一鼓吹,便蜂湧而起,氣燄囂張。這不單是一種道德上的敗壞,同時也是一種智力上的無能。一個稍微有點頭腦的人,決計不會像個瓦斯爐一樣,讓人開開關關,蠢血沸騰。

1986年,許信良以叛亂通緝犯身份,幾度闖關回台要求受審,國民黨把他原機遣返,並下令把接機群眾打得血流滿地,相當可怕(跟現在這種所謂驅離,相差十萬八千里);不但打,而且情治人員還自己翻警車、砸警車、在鏡頭前演出 "對警察丟擲石頭" 的畫面,自導自演所謂 "暴動" 場面,然後嫁禍給接機群眾。這事同樣也在學生族群中掀起一股愛國熱潮。

兩次接機我都有參加。隔天,狼狽回到學校,進入圖書館讀書,全館師生紛紛抬頭,投來敵意鄙視及厭惡眼光。我入座讀書,當做沒看見。席間,有個同班同學忍不住對我開罵。一個罵,引來兩個罵,於是一堆人不顧圖書館安寧,放聲對我叫囂。

你知道,當主流群眾相信某種價值或某種主流媒體所刻意散佈的錯誤資訊時,你是不可能說服他們的。當時的中時和聯合報,恰恰就像現在的自由時報以及已經變綠色的蘋果日報。

我當時沒法回應眾人的辱罵,於是只回了一句 "預言",我說:"你們不妨記住今天這個日子,有一天,你們會發現自己錯得離譜。"

我的預言迄今仍未實現,因為群眾似乎永遠都站在卑劣錯誤的一方,他們總是隨形勢移轉得相當自然,過去舉藍旗,今天拿綠旗,一點轉換的困難都沒有。

我問過幾個過去忠黨愛國的同學,他們似乎完全不覺得自己曾經是錯的,依然繼續忠黨愛國,只是黨國顏色換了而已。不知道是真的健忘若此,或其實根本不在乎什麼對錯,而只是一窩蜂跟著主流勢力走便是。

殷海光據說每次新學期上課,總在黑板上寫下幾個大字:"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這話講了容易,做起來卻不簡單。它不光是一種道德能力,同時也牽涉到一種智能。

至於所謂反服貿,我實在沒法體會,一個人,只要智能正常,怎麼會去反對這樣一個大好機會?實在令人費解。我至今還沒聽到一個基本像樣的反對理由,除了造謠瞎掰,還是造謠瞎掰,要不就是唱一些毫無現實意義的左派高調。當然,我不是說服貿完美,但它顯然利遠遠大於弊。

不管如何,它基本上就只是一種工具理性的利害考量,而不是一種價值判斷,本質上就跟台南鐵路地下化工程究竟是要東移或南移一樣,牽涉各種利害考量,但它不是一種價值判斷。今天如果有人因為反對東移而去佔領市政府、警察局,那麼,反對南移的人是不是也該有權力佔領市政府、警察局?

如果大家希望這樣搞,其實我也沒意見。但如果說這樣惡搞的目的是為了保護民主保護自由,那就真的是頭殼壞去了,要不就是眛著良心胡扯。我們不可能一方面要民主,一方面卻又好像完全過不慣民主生活。

唯有當你認為一個政權已經失去存在的正當性時,那你當然可以佔領國會佔領行政中心,進而取代原有政權,所謂政變就是這樣。但政變總還是得需要一個足以相對應的理由,總不能因為咱家門口缺了盞路燈就要政變。

全世界最喜歡政變的國家大概就是泰國。我發現,不管在政治文化上或人民的政治素養上,台灣簡直就是以泰國為榜樣。你看泰國,整天紅黃對抗,這顏色打那顏色,學生或群眾動不動就佔領這裏佔領那裏,高唱許多漂亮口號,蠢血沸騰,政變個不停。我都數不清他們這幾年究竟政變幾次了,外人實在搞不清楚他們到底在吵什麼,也許這樣吵吵鬧鬧很開心吧。但這終究不是文明指標,而比較像一種落後國家的典型特徵。

英國學生很衝動的,但一點都不低能。以劍橋為例,他們曾經因為女王的老公發表種族歧視言論而要求解除其劍橋校長之榮譽職位,也曾因為劍橋某些學院投資軍火工業而佔領一些系所;伊拉克戰爭期間,許多劍橋學生更長期守候在某條通往飛彈基地的道路上,以鐵鍊互相捆綁成人龍,企圖阻礙軍車通過而吃了不少官司。其所作所為,出於一種普世價值的判斷,而不是出於瑣碎而微不足道的任何技術性利害考量。

手段和目的是無法切割的。首先,任何崇高的目的都不可能美化手段的卑鄙;卑鄙就是卑鄙,卑鄙不會因為目的的崇高而淨化。

其次,手段之如何,得依你之目的之屬性而定。為了多如牛毛的技術問題的其中之一而發動革命般的舉動,那其實只是顯示了一種低能和虛榮,一種落後野蠻社會的特徵。

一個人,就算他反對服貿(我難以理解),那他依然在道德上還是應該反對這樣一種眾暴寡、囂張跋扈的綠衛兵文化及挑撥族群仇恨的卑鄙言行才對;同時在智能上也不該認同這種低能兒戲般的政變舉動及反民主的唯我獨尊思維。

 

阿扁有句口頭禪:"阿扁錯了嗎?" "阿扁錯了嗎?" 阿扁當然沒有錯,他說得對極了,台灣的確就是美國在台軍政府所直接管轄。不管藍綠,都很聽話。特別是綠的,從來就是把自己當狗,把美國人當主人一樣孝順。

對此我其實也沒有意見,我有意見的部份,從來就只是針對謊言。孔子說,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你明明要的是這個,何必講一堆什麼民主法治自由人權的?你明明就是向來不遺餘力地挑撥對中國人的仇恨,明明就是政治鬥爭,明明就是抹黑造謠,何必講得那麼富麗堂皇?我們又不是今天才認識各位,又不是今天才知道各位的品性、屬性和意圖,何必自欺欺人講得光明燦爛?

教父有句話深得我心。他說:你別胡扯,因為那 "等於是在侮辱我的智商,這會讓我非常生氣。" 生氣我是不敢啦,噁心倒是非常。

我常想起聖經上似乎有句話說,"你看別人都要覺得比自己強。" 我很喜歡這句話,可我總做不到。對於大多數人我確實覺得大夥都比俺強,不但強,而且要強很多;我算是對世界比較沒有助益的一群。但我並不是看每個人都覺得比自己強,例如我看綠色生物就覺得自己比他們強多了,好歹我對世界對人心、人性並沒有那麼大的危害。

所謂反服貿,講一堆什麼民主法治人權自由產業發展有的沒的,其實全是胡扯瞎掰,很難想像怎麼有人會信。難道他是外國來的?對這個島一無所知?

就如美國四處燒殺擄掠,也是講一堆民主法治人權自由等等,如果有人會信,我真是會懷疑此人若非智商有問題、現實判斷力嚴重不佳,便是心眼邪門不正直。

說來我也不怎麼聰明,因為我也是被騙了十多年之後,大約在1994年左右才慢慢察覺,咦?奇怪。嘴裏都說民主自由法治人權愛台灣,為啥一切所做所為卻完全背道而馳?愛權力,愛新台幣(美鈔更好),愛風光,愛名愛利,恐怕才是真相,而那些什麼民主自由法治人權愛鄉愛土的漂亮辭兒,從來就只是一種手段,一種攻擊敵人的武器。

1995年吧?在台中弄了個讀書會,讀趙剛的 "小心國家族",受益良多,林義雄也來參加過兩回。我還記得有一次,我還有模有樣跟他討論這件事,我說,總不能老是把這些漂亮辭彙當工具使用,它們本身就應該是一種目的,雖然它們是否是一種概念上完美的目的倒不一定,但永遠拿它當手段,那我們到底是在追求什麼?

林義雄是個好人,他聽不懂我在說什麼,但我相信跟他一樣真的聽不懂的人並不多,特別是鎂光燈前那些人,不管政界學界醫界文化界以及現在多了個噁心到爆的人權界,個個吃香喝辣,智商一個比一個高,不會聽不懂。至於一些在底下搖旗吶喊的,諸多心存良善,無可否認,但他們遲早得清醒,看清這些極其簡單的事實。

一個人的良善,例如林義雄,並不足以確保其行事之正直;一個人以為自己很理性,並不等於其行事作風真的很理性;一個人以為自己大公無私不偏不倚,並不等於他真的很公正。

例如我其實也蠻仰慕蔣經國之為人正直,但這無法確保其行事之良莠。愛因斯坦的話值得我們深思,他說,道德和智能有著一種密切關係。簡單說,行事對錯,除了良心,還得有點智商,否則你很可能為虎作倀或誤入魔道卻不自知,還以為自己很可歌可泣呢。

在電視上喵到一位其實形象還不錯的工運人士鄭xx講服貿,前後大約10秒鐘,見他 "義憤" 填膺。但我道德鄙俗,完全沒法體會這麼崇高的道德情操。他說,政府編列九百多億預算做為補助可能受影響的產業,但這些錢是納稅人的錢,怎麼不去跟受惠的產業要錢?

諸如像這樣一些意見,與其說是意見,不如說是姿態,擺個道德姿態,彷彿俺很關心弱勢,你看,俺多麼義憤。但我其實完完全全不相信會有任何一個人會有這樣的義憤,若有的話,那他豈不是應該從出生憤怒到老,而且對幾乎生活中的每一個事情都必須憤怒?

首先,他該憤怒四大超商,可惡的資本主義,侵蝕甘媽店的弱勢生存空間。接著,他也該憤怒各大電影院,害咱家這種五零年代就有的古老小戲院根本沒法生存。然後,他更應該拒絕去超市買東西才對,這些跨國資本淹沒了幾乎所有小商店和傳統菜市場。

同時,他也應該憤怒捷運或公車的存在,因為這嚴重傷害了計程車司機的生存空間。更可惡的是,消滅了我從小最愛坐的三輪車,可憐的三輪車伕們,連謀口飯吃的機會都被可惡的捷運和公車給剝奪了。

而且,他也應該痛恨所有大小商店才對,只要有店面或攤位的都應一概痛恨,因為這剝奪了個體戶夜裏挑扁擔賣豆花賣燒肉粽的生存權。是可忍,孰不可忍?

要是真有道德這麼崇高、如此悲天憫人的人,我們不禁還是很納悶,那你到底是希望一個社會應該要怎麼發展你才不會義憤?

至於說什麼要補助受影響者應該跟受惠者要錢,這也是胡扯。一個政府又不是幫派收保護費,技術上如何可能這樣做?就算廖添丁也不知道該搶哪一家來補助另一家吧?

再說,做小生意的倒也不一定是什麼弱勢。我的房東在菜市場裏賣魚,身家財產數億。她若哪天在賣魚生意上吃了點政策上的虧,那又如何?

我不是說不能補助,也不是說不能學廖添丁劫富濟貧,而是說,一個人大約只能在原則上提出看法,而沒法憑空唱高調指導每個細節,因為唱高調很容易,俺在此鄭重主張:每位窮人一年給五百萬安家費,這樣我也會唱,但沒有理性根據地亂唱一通有任何意義嗎?

退一萬步說,就算某種技術性的意見很有意義,那它也僅僅只是一種技術性的問題,而非道德問題,因此擺出奇奇怪怪的一些道德姿態彷彿俺多麼悲天憫人、多麼關心弱勢,那真的很噁心,純粹自欺欺人。

國外的左派我多少還信一些,至於台灣的號稱左派們,大家都是內行人,我覺得就不用那樣裝了。我過去參與勞陣 (勞工陣線) 很深,參與時間也很長,差不多從賴勁麟他們在勞支會那個時候開始就參與了,大約是30年前了。從無數所謂工運人士身上,我倒是見識到真正資產階級的優渥。

當然,我不是說每一個 "都" 這樣。也許有例外,但我一時想不起來。唯一可以確定的是,我絕對比台灣所有左派人士或工運人士都還過得更像個無產階級的工人生活。若有人對這一點不服,大可挑明站出來。

一個人的生活如何,不一定能使他講的話更有道德說服力,但一個人如果總是有那麼多奇奇怪怪的道德高姿態,那他就應該在生活上行為上和言語姿態上取得最基本的一致性才對。

 

阿扁是對的。阿扁曾經說:台灣只是美國軍政府控制下的一個傀儡,而他做為總統純粹只是給美軍跑腿,代為發號施令,執行美方意志。

我雖不可能以具體事證來證實這個說法,但一個人,如果他稍稍微微懂一點點點點台灣政治,那他肯定會同意阿扁的良心告白其實只是一個普通常識。

美方控制台灣政治之深,遠遠超過一個宗主國對於其殖民地的控制程度,我沒法舉出客觀事證,但一個人就算沒見過豬走路,總該見過豬肉。不論是哪一黨哪一派,都得聽命於美國。

你可別天真到以為王金平敢決定這樣做或那樣做,背後如果不是有美國爸爸在撐腰、下指導棋,他連想給自己的哪根手指頭抓抓癢都沒法自己做出決定。

美國在台軍政府半個世紀來的最高指導原則很簡單:打擊中國。而台灣說穿了就是美國人養的一條狗,美國人非常不喜歡看到這條狗對他心目中的最大敵人中國表示任何友善。

半個世紀來,台灣政治始終不曾改變這個基本命題,所謂國內政治,其實全是國際政治的一個投影,但我們卻選舉選得很開心,拉綠打藍搞得不亦樂乎。

棋子本身是沒有思維能力的,車馬炮甚至不知道有人要它飛天越嶺拐馬步,還以為自己充滿自由意志什麼亞洲民主典範呢,真是愛說笑。

 

些人搞到現在,究竟是在反什麼?我不相信有人能幫他們講出,不用多,就講出一個理由就好。

荒腔走板的理由一直變來變去,除了修辭,還是修辭,大量空洞而毫無認知意義、純屬被害妄想的修辭,例如什麼中國奸商與國民黨聯手挾持台灣人之類毫無意義的修辭。

反服貿當然也OK,但反服貿的 "什麼"? 我不相信有人能幫他們講出,不用多,就講出一個答案就好。充斥市面的,除了謠言,還是謠言,完全講不出一個道理來。實在荒唐。

這些人,整天喊民主,民主難道不就是透過國會運作解決爭議?民主豈是一定要聽我的才叫民主?凡是不合我意者便是賣台,便是反民主。

當然,一個事情,如果你覺得對社會發展非常不利,那你打算佔領哪裏都行,只要你願意付出代價,而不是既要違法,然後卻又一方面說自己無罪。

一個事情,如果你覺得對社會發展非常不利,那你打算怎麼抗爭都行,但重點是,總得說出一個,只要一個就好,一個像樣的理由來,而不是搞半天,連自己到底是在反什麼都說不出個所以然,只會喊一些完全缺乏認知意義、不知所云的攻擊性修辭。實在非常難以想像,人,竟然可以蠢血沸騰到這種地步。

當然,咱們在這島上住這麼久了,怎麼會不知道背後真正的理由,理由就是三反運動:反中、反馬,反國民黨,如此而已,其他所謂理由就隨他們瞎掰了,反正其支持者事實上也不是真的想要在理性上去思考問題。

簡單說就是,凡屬 "三反陣營" 者,皆我同志,違逆我者,便屬敵人。向來綠營或親綠的一切政治操作便是如此,都不是真的在乎什麼是非曲直,絕不是真的要跟你講道理,而是藉著極大量的謠言、耳語和抹黑來動員群眾,打擊對手,傷害異己。


幾十年前,這些是舊國民黨所擅長使用的,曾幾何時,早已綠出於藍。

這社會幾十年來有個基本特質,成為時勢主流者往往不是憑藉正直的手段及理性思維,而是比誰最下流,比誰最會操弄修辭。只要我方能贏,即便散佈一千個謊言也沒關係,不但沒關係,能傷敵者便是英雄,反之,對方只要稍微出一點小口誤或小錯,馬上誇大渲染一百倍,同時加上各種扭曲性或挑起仇恨性的修辭,努力大放送。

看東南亞許多國家例如印度、巴基斯坦、泰國,基本上也是這樣搞的,非常投入,非常狂熱,簡直可歌可泣,但你不管怎麼努力理解,往往找不到一個足以論證是非曲直的理由,全是泥巴仗。

至於歐洲,不管我喜歡或討厭這些國家,你可以很清楚看到,在他們的社會中,任何一種爭議,的的確確有個爭議的焦點,而這個焦點是理性層面可以分出高下的,因此,雙方總是努力講理由,避免在思考上或事實上犯錯,誰在理性程度上說服力高,自然就會比較容易得到大多數人的支持。

任何一方在理性上特別是誠信上稍微犯了錯,人們往往就會馬上失去信任。兩種意見往往競爭得很激烈,但競爭的評價是來自於理性程度的高下,藉以取得說服力。

但在台灣從來都不是這樣,人們好像完全不在乎是非美醜,而只在乎我方是否獲勝,甚至連基本事實也不在乎。我聽電視上,綠營的媒體以一兩個版面的篇幅說服貿若通過,將有幾百萬人就業將受影響。我不用查也知道這些謠言一定來自舊國民黨時代最會買票的國民黨人林榮三所辦的自由時報。這報紙我很納悶,它究竟有沒有講過一句真話,永不停止的撒謊造謠剪接竄改扭曲,而且無日無之的反中仇中族群挑撥。

不過,這個所謂什麼幾百萬人將失業的謠言不是ECFA的時候就放送過了嗎?同樣一道菜,吃了又拉,拉出來之後又拿了請客,請支持者吃,支持者竟然還是再吃一遍。

人類的基本理性能力竟能淪喪到這種地步,實在很難想像。將來說不定有一天,連一加一等於二都能說是中國的打壓所致或阿共仔的陰謀,然後支持者大聲叫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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