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說常識無需強調，那麽可能是錯覺，正如一句老話所說，當謬論已經環行半個地球之際，真理才剛剛動身。
人口問題即是如此。筆者曾經在此前專欄《計劃生育罪與罰》中已有論述，無論經濟合理性還是人性角度，計劃生育政策都需要反思。
一國人口，不僅關系民族未來，亦關系個人權益。當前一方面人口形勢面臨諸多轉折點，政策勢必有所改變，人口專家亦奔走呼籲；與此同時，公共空間也需要更多觀點爭鳴，FT中文網也刊登出不少觀點互異文章，具體可參見人口專題，也會繼續邀請專業人士繼續展開有意義討論。
因歷史與人為等因素，中國人口問題在現實中變得極為復雜，尚有不少扭曲的刻板印象需要糾正。筆者並非人口專家，卑之無高論，學界對此已經有不少研究與共識，尤其放開“二胎”政策；但是如果一二常識尚值得強調，亦甘冒跨界評論之名。
關於中國，第一印象就是人多，有“頭號中國通”之稱的學者費正清也在其名著《中國：傳統與現代》開篇即談“關於中國，西方人起碼應該知道，首先它是一個人口大國”。
這一描述，也與國人從小所受宣傳教育及現實所見人山人海大致符合，因此不少大眾直觀感覺就是中國不缺人——但是須知，人多並不等於勞動力多，而經濟增長所需“人口紅利”則來自適齡勞動人口的貢獻，且不提中國正面臨著空前的老年化壓力。根據聯合國數據，目前中國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已接近1.3億人,到2050年，估計為到3.32億人，屆時四個人中就有一個是老年人，而養老問題將空前嚴峻。
除了中國不缺人之外，不少公眾以及評論者更對人口增多可能帶來的資源緊張充滿恐懼感。這一情結的源泉，理論上源自馬爾薩斯以及馬寅初等人理論，感性上則與中國過去的貧困多舛集體記憶有關。
古代經濟，人口的確是重要的變量。著名的馬爾薩斯陷阱，前提條件是土地的供應彈性有限，而土地作為古代農業經濟的主要投入，其有限數量約束了經濟總產出。當人口增長超過土地增長，以至於人均產出隨人地比例而不斷降低，馬爾薩斯陷阱即凸顯。
歷史上，歐洲多次發生馬爾薩斯循環，中國也難以豁免，甚至以更加慘烈的形式呈現：伴隨著王朝興衰，中國人口往往呈現巨幅震盪，政治不穩定帶來人口死亡，每每以減少30%甚至50%的情形周期性慘烈上演。
一般而言，人口引發的周期是如此演進：第一階段，王朝興起，人口稀少，人地比例很低；第二階段，戰亂之後，人均收入快速越過生存水平，人口加速繁衍；第三階段，隨著人地比例大幅上揚，馬爾薩斯陷阱凸顯，人均收入降低，王朝治理水平的降低往往很容易導致極低的人均收入水平被推低到生存線之下；隨後，第四階段社會崩潰，天下大亂。
如此，一個輪回重新開始，所謂“治亂循環”。
形成對比的是，以工業經濟為代表的現代經濟不僅空前豐富了人類物質財富，也重塑了上述政治形態怪圈。現代經濟中，土地不再構成對生產可能性邊界的約束，經濟發展水平更多地取決於技術水平，而不是土地數量。換而言之，只要技術水平提升，人均收入往往可隨之上揚，與人口數量關系並不絕對。
更為歷史地考察，在數百年前，東西方人均收入差距並不大。明末清初的生活品質，甚至被認為超過美國；但是從1700年之後，東西方收入開始出現重大差距，這也是彭慕蘭等人所謂的“大分流”。
根據經濟學家麥迪遜等人數據，1820年，美國的人均產出大概是中國兩倍；此後，雙方的收入差距急劇擴大，一路攀升，最高攀升到數十倍，差距約在上個世紀80年代初達到頂點。
原因何在？1820年往往被認為工業革命的一個節點，東西方不同走勢，並不是源自人口差異，而是源自技術變化——當中國還在農業社會的土地產出遞減的怪圈中繼續時，西歐已經通過制度改革步入現代社會；而中美人均收入差距頂點，也在於中國經濟屆時已經折騰到底線，而美國則一百多年間繼續積累財富，須知復利的效用極其可怕。
換而言之，工業革命發生之後，西歐以及西歐衍生國在人口大幅攀升的同時，實現了人均收入的大幅上揚；反過來看，中國等成功的趕超型經濟體，在20世紀通過開放加入全球化分工連接之後，獲得了先進技術等後發優勢，對西方的人均收入差距也開始奮起直追。
由此可見，也不必過分迷戀人口紅利。如果沒有制度紅利，那麽人口紅利只能被白白浪費，就像60、70年代的中國一樣。人多力量大，比起人多是禍害，或許不過五十步與一百步之別。
綜上所言，人口不是現代經濟發展的束縛，甚至是發展的重要幫助，如此境地，當前中國可以改變什麽？現實很無奈，我們可能什麽都做不了，現在即使全面放開人口政策，也很難改變中國此後步入人口老齡化的頹勢。
從數據簡單來看看，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統計數據，中國2010年總和生育率僅為1.18，註意這一數字尚且不包括死亡率——如此水平遠遠低於世代更替所需要的2.1，其結果必然導致不遠的將來人口高峰到來之後，迅速減少；從歷史來看，計劃生育的有效性也值得推敲，中國的生育率在60年代達到峰值，此後一直下降。
如此顯而易見的事實，也不乏主流人口學家呼籲奔走，為何人口政策卻始終紋絲不動？筆者認為主要源自兩個原因，其一源自人們觀念受限於種種似是而非的“傳統智慧”，譬如筆者剛論述的人多恐懼症。
“傳統智慧”這一概念源自經濟學加爾佈雷斯，他認為傳統智慧特點在於可接受性，通過頻繁的重復也很容易得到聽眾歡迎，甚至令人愉快，有助於維持社區連續性；但是它的敵人是事件的發展，它於其解釋的世界並不相容，“理念天生具有保守性。它們並不會屈服於其他理念的攻擊，只會屈服於無與爭鋒的大規模進攻環境。”
並非人人都天生喜歡改變，因此有人重復傳統智慧，就必須有人打破傳統智慧的觀念囚籠。就人口問題而言，也就是當經濟已經由農業經濟變為工業經濟甚至後工業經濟之際，過去人口過多的歷史教訓就是一種過時的傳統智慧，並不適用於今天——換而言之，就是約束條件已經更改，其結論自然需要重新書寫。當理論不符合現實之際，是修改理論還是修改現實？
觀念之爭，除了觀念迥異，還有立場之別。人口政策，除了秉承“傳統智慧”，第二障礙在於利益。常識告訴我們，任何一個組織，一旦被創造之後，必然具有衍生性，為尋求自身存在尋求合法性以及合理性；人是理性的，官員也不例外，很多重大改革被擱置，源自於此。
回頭來看，人口是否可以“宏觀調控”？很難，因為無論人為地管束還是人為地鼓勵，都顯然是過於相信官僚理性對於復雜世界的支配能力；無論節育還是鼓勵生育，顯然教育等手段更為合理有效，而非人性或者不人性的計劃生育。
經濟學講求理性，也是一種格物致知，歷史上不少看似自私的動機改善了人類福利，而更多看似友善的行為卻可能鑄就人間地獄。人人都是經濟人，群體在誤導下可能會一時盲目，但是大部分情況之下，請不要過分低估普通人的理性能力。
我們慣有的思維特徵之一，就是迷信計劃。車多了就限行，房子少了就限購，人多了計劃生育；但計劃乾擾市場必然帶來尋租行為以及黑市交易，進一步導致公正的缺失，過去只是城裡人剝削農村人，體制內的人剝削體制外的人，如今演變到已經出生的人或要集體剝奪了某些還沒出生的人的生存權。
國家強制推行的計劃生育，如何談得上人性的計劃生育？被剝奪生育權的人群，如何談得上有尊嚴、體面的生活？換而言之，每一個孩子是否應該出生，其日後生活是好是壞，其父母應該比其任何機構以及評論者，更有發言權。
林林總總錯誤與悲劇，無論是強制引產之惡還是失獨家庭之痛，無論是人口增長塌陷之憂還是深陷老齡化之苦，等等，與其說是人口之殤，毋寧談是民族之殤。姑且不談當下政策造成的未來人口減少的諸多現實難題，退一萬步說，即使沒有研究證明放開人口政策具有經濟合理性，那麽我們是否就真的鐵下心一條路走到黑？萬物之上尚存未知，工具理性之外還有價值理性，自由應該是衡量發展的終結目標，如果我們的發展長期建立在抹殺人性的基礎之上，註定難以牢靠，這樣的發展模式總有一天會掉頭反噬掉今天取得炫目輝煌。
一言以蔽之，當前放開人口政策，並無助於幫助中國經濟重拾有如往昔的人口紅利，卻有助於輓回當下岌岌可危的底線；而任何社會的涓滴進步，離不開底線的不斷抬升，即使是細微的進步，就像一個老氣而俗的段子：退潮時的沙灘上有無數擱淺的小魚，一個孩子不斷地把魚扔回大海；大人笑他，揀幾十上百條歸海有何用，畢竟不能改變所有魚的命運，誰在乎呢？孩子說“這條小魚在乎”。
（註：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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