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呀 他寫得真好 和我想的不謀而合  有點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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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是最後面 

中國進入一個人人沒有安全感的時代,生活隨時找你的麻煩,社會也可能隨時坍塌。

中國還有機會跳出“歷史周期律”。事實上,所謂中國的民族性是環境和組織形態的產物,但自私是人類的天性,就像理查德•道金斯所揭示的,人本身就是基因求生的機器。我們不能過度指責陰暗的人性並讓它為國家的失敗承擔責任,也不應試圖引入宗教力量或者意識形態改造靈魂,中國只需要一個好的制度改造生存環境,就可以讓整個民族和國家獲得新生。

讓我們再回到災荒。阿馬蒂亞•森在研究飢荒歷史時發現,從來沒有任何重大飢荒在一個民主國家中發生,即使這個國家貧窮。他認為飢荒是因為許多人的基本權利被剝奪,是權力失敗的產物。1942年的飢荒顯然亦是“人禍”,事實上,中國過去百年遭受的種種政治苦難以及目前的轉型困境,皆因國民被剝奪權利,國家繼續著統治與被統治的粗暴政治。

中國跳出歷史周期律的唯一選擇,就是給人以基本的權利。這不需要艱難而又復雜的改革,僅僅需要執政黨遵守自己制定的憲法,尤其是第35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在一個根深蒂固的專制文明向民主制度過渡的社會,最重要的不是一人一票,而是允許公民自由組織結社,參與公共事務,實現自我治理,培養公民意識,尊重法律與規則。

在國家與國民之間建立一個強大的公民社會,可以改變中國傳統的社會結構,劃定國家權力的邊界,阻止政府以國家利益為藉口侵犯個人權利和公共利益,這樣既可以制約公權力,建立一個平等、民主的社會,又可以促進公共精神的產生,有利於強化社會凝聚力與公共秩序。

《一九四二》脫胎於劉震雲的小說《溫故一九四二》,應有“溫故知新”之意。中國人喜歡在歷史中尋找生存和鬥爭的智慧,但是災難總是被政權遮蔽和國民遺忘,“溫故而不知新”是民族悲劇的根源之一。網絡上曾有一個頗為經典的說法,“一個民族的落後首先是其精英的落後,而其精英落後最顯著的標志就是他們經常指責人民的落後。”這樣的民族,將是一個在“素質論”中坐以待斃的民族,用以掩蓋權貴的貪婪以及精英的投機,沒有人想為這個國家負責,即使大廈將傾也會有擠滿搶掠的人群。

如果白修德再世,他將驚訝於一個民族的停滯,他依然會看到兩個平行的世界,似乎從國民到公民的距離永遠都走不到盡頭。感謝馮小剛導演,他冒著商業虧損的風險盡到自己的國民責任,他試圖提醒每一個中國人,我們依然是“中國文明”的難民,可惜,沒有人聽。

 

所以 我之前一直寫說有問題的是精英  (當然精英出自教育  不過 既然精英都有辦法出國接受教育 那麼本土教育就不能承擔全部的責任)  精英須負責完善制度的建立與培養社會共識    另外 有一位格主寫的"當然要研究精英"http://blog.roodo.com/aswing1978/archives/21263946.html  也可以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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