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uby的法國心情寫真

哇 這篇寫得很好 難得大陸人對於民主有那麼深刻的認識  連我這號稱生長在民主社會的台灣人都沒那麼深刻的體認

看完他的文章我只有兩個想法

1. 民主真的需要有素質的公民 加上  積極參與才行  不要漠不關心 因為政治其實決定了我們日常生活上所有大大小小的事  小到我們吃的東西 走的路 上的班 大到對於外交政策 國際形像等等

2. 看到德國納粹竟然有民意做為基礎 在民主的政體理而做出這麼可怕的事  我覺得很可怕   若是法國的極右派FN當選總統 我真的想帶著小孩離開法國 感覺好像納粹在現

看到有些法國人非常討厭穆斯林 討厭到想投給極端黨把所有阿拉伯人趕出法國 更奇怪的事 竟然還有些人取中國老婆 我真不解

我非常不喜歡 把一些情況簡單的歸咎於某一特定族群  而不探究背後構成的複雜原因  不去解決根本問題  更重要的事 當你需要外來移民做基礎國家建設  等到經濟蕭條 想把人趕出 這沒道理吧

另外 文章也指出獨裁最容易在經濟最不好的時候出現    所以目前即使銀行業做了很多錯事    但銀行還是不能倒 不能重現當時的大蕭條  所以各國的主力都在救銀行    我想是這個原因 並非像某些人認為是在救資本家  所以 選擇極左派也是相當危險的事

http://blog.china.com.cn/3981818/art/7736804.html

我節露一些內容

1918年，德國戰敗了，淪落到了被協約國任意擺佈的地步。這時，各協約國對怎樣處理德國的態度是不同的，法國人由於是德國的近鄰，在歷史上多次被德國入侵，因此堅決主張削弱德國，英國人雖然對此不反對，但卻不願意看到一個衰落的德國，他們的政策是維持歐洲大陸的勢力平衡，至於美國人，他 ​​們與德國隔著一條寬闊的大西洋，又有英法在歐洲頂著德國，所以感受不到切身的威脅，但是，美國人意識到，一個擁有8000萬人口及雄厚工業基礎的國家，僅僅靠土地或軍事限制，不可能製止它的複興，也絕對無法保證日後歐洲的安全，所以，美國總統威爾遜堅持要把德國改造為一個民主自由的共和國，以 ​​防止德國再次成為戰爭的策源地。

在這種背景下，同時也為了防止共產主義的侵蝕，德國於1918年11月成立了歷史上第一個民主政府，並在隨後的國會上通過了一部民主憲法——魏瑪憲法。這裡我想強調的是，這部憲法的民主程度，幾乎可以和美國憲法相媲美，它藉鑑了當時各個民主國家的經驗，把國家權力分成國會、法院和政府三個部分，並且賦予了德國人各種基本的公民權利，"這是20世紀所曾經見到過的這種文件中最妙、令人羨慕的條文，看起來似乎足以保證一種幾乎完善無疵的民主制度的實行"，"世界上沒有任何人可能比德國人更加自由，沒有任何國家政府比德國人的政府更加民主和自由，至少，在紙面上是如此" (《第三帝國的興亡》，P60 )。

你也看到了，這時的德國魏瑪共和國，可算得上是一個民主制度的典型，即便是像阿道夫·希特勒這樣膽大妄為的傢伙，也不得不在啤酒館政變失敗後選擇合法競選一途。那麼，這個民主的國家為什麼會走向獨裁呢?德國人又是如何放棄自己手中的權利呢?還是讓我們揭開歷史的帷幕，仔細看看事情的究竟吧。

一到現場，希特勒就馬上宣布這一把火是共產黨放的，這時，德國國會議長戈林、副總理巴本、普魯士內政部政警主任狄爾斯(就是秘密警察頭子)全都趕到了，戈林興奮得有點失常，賭咒發誓說這是共產黨反對政府的罪行，儘管巴本不是納粹黨人，但他卻也沒對希特勒和戈林的結論表示絲毫的懷疑，只有狄爾斯老老實實的說，縱火犯已經抓到了，他看不出和共產黨有什麼聯繫，那傢伙不過是個瘋子而已。這可不是希特勒想要的答案，他頓時勃然大怒，把共產黨臭罵了一頓，隨後跑去召開內閣緊急會議去了。而戈林則到普魯士官方報社，要求寫報導的記者把縱火者所帶的燃火材料從100磅提高到1000磅，可那個記者很有點新聞獨立精神，他拒絕說，一個人怎能抗動1000磅的東西呢?這種笑話他可寫不出來，戈林馬上反駁說，幹嘛說是一個人幹的? 10個不就行了?要知道這可是共產黨的陰謀!於是那個記者便要求戈林在這篇報導上簽字，因為這已經不是新聞報導而是政治文件了，戈林心裡著實有點發虛，雖然他為此策劃很久了，可這時希特勒畢竟還沒有拿到國會2/3的多數，也沒有得到內閣的授權，公然破壞憲法的責任他可承擔不起，但事已至此，不簽也不行，於是他很狡猾地在報導上畫了一個大大的G字，算是簽名(戈林名字的第一個字母)。

我想你已經註意到了，我說戈林"為此策劃很久了"，這是怎麼回事呢?原來，那個縱火犯名字叫做範·德·盧勃，是個荷蘭國際共產黨人，他 ​​既不喜歡納粹，也對莫斯科沒什麼好感，是個頭腦簡單的"愛國青年"，他覺得，德國革命只有在某種驚人的歷史事件的推 ​​動下才能爆發，他想用國會大廈的熊熊燃燒的烈火來喚醒麻木不仁的德國人。可是，這個可憐的倒霉蛋還不曉得，希特勒早就期盼著共產黨人能做點什麼蠢事，好讓他能找到藉口清除異己，這個沒頭腦的縱火狂簡直是上帝送給納粹黨人的，希特勒、戈林、也許還有戈培爾，早就知道盧勃將要在國會縱火，他們安排納粹衝鋒隊悄悄潛伏在國會大廈內，等著大廈燃燒起來時再給它"添點油"，把事情鬧大，不然，就憑盧勃那區區100磅的縱火材料，怎麼也無法引起那麼一場大火，當然戲也就演砸了。

等到召開內閣會議時，希特勒大肆宣揚這一事件的嚴重性，竭力攻擊共產黨人，儘管在內閣里納粹黨人並不佔多數，可大家都被希特勒那極具煽動性的言辭給搞懵了，既緊張又恐懼，生怕共產主義革命爆發，幾乎沒怎麼考慮就一致通過了希特勒的要求，結果一下子就把葬送民主的悼歌給吹響了。

那麼，希特勒要求的是什麼東西呢?聽起來好像很滑稽，他要求採取某種措施來保護"德國公民的文獻資料"，是不是覺得有點可笑?可別急，關鍵在那"某種措施"，希特勒要求，德國政府有限制公民個人自由、言論自由的權力，包括限制出版自由、集會自由和結社自由，有權對公民的郵件、電話、電報進行檢查，有權給警察頒發搜查公民住宅的許可證，有權沒收公民的私人財產，有權對持有武器的公民判處死刑，甚至政府在必要時可以接管德國各州的自治權力。

這下你一定笑不出來了吧?不管怎麼說，希特勒終於拿到了他夢寐以求的內閣授權，下一步，就要考慮怎樣才能使授權生效了。根據德國憲法，想要通過一項與憲法本身相抵觸的法律或政策，必須得到國會2/3的多數票，但希特勒很清楚他的納粹黨不可能在國會獲得2/3的席位，而且對於其他黨派贊同與否，他也一點把握都沒有，因此，他狡猾地走了一個捷徑。

這個捷徑是什麼呢?那就是德國憲法第48條有一個規定，總統在國家緊急狀態下可以行使暫時的獨裁權，這本來是為應付戰爭或革命而設計的，但憲法並沒有詳細解釋所謂"緊急狀態" ​​究竟應該是個什麼狀態，因此希特勒非常巧妙地利用了這一點，他找到總統，要求後者行使憲法賦予的獨裁權，繞過國會強行通過他的法案。這時的德國總統，是上次大戰中的老英雄興登堡，一個保守、正直的老普魯士軍官，他壓根就瞧不起希特勒和他領導的國社黨，可是，興登堡很也清楚，不管怎麼說，國社黨畢竟是當時的第一大黨，作為總統，他相信德國民眾的選擇，也有義務支持自己的總理——雖然他根本就不曉得自己究竟在支持什麼——希特勒對興登堡說，為了防止共產主義革命，通過法案是必須的，而且他保證不會濫用這一權力，於是興登堡也就不再說什麼，簽字同意了。通向獨裁的大門就此打開。

希特勒狡猾地利用德國憲法的一個隱晦的漏洞，把總統的獨裁權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裡，從而開始了野蠻、血腥的政治清洗。

希特勒首先拿德國共產黨開刀，大批共產黨人遭到逮捕——請注意，是"合法"的逮捕——甚至包括有豁免權的國會議員，一群群穿著褐色衫的衝鋒隊暴徒們未經許可便破門而入，強行搜查，把無辜者從睡夢中拖起，扔進衝鋒隊的營房，嚴刑拷打，逼迫其供認對德國的罪行。與此同時，希特勒對於他的競爭對手，社會民主黨及其他自由主義黨派也毫不留情，各種集會被勒令停止，所屬報刊被取締，公民權利亦被取消，德國頭一次領教了納粹獨裁的滋味。

經過短短幾天的暴力恐怖，德國政治已經面目全非了，公民不敢再隨便議論政治，不敢再在公眾場合嘲弄國社黨的種種醜陋與罪行，生怕哪天走到大街上會被莫名其妙地逮捕。可是，希特勒並不以此為滿足，他不想躲在總統授予的"暫時獨裁權"下過日子，他要成為德國名副其實的統治者，由於他認為經過幾天的清洗，反對的聲音應該都已經消失了，重新舉行大選以獲得國會2/3多數的時機已經成熟，於是便於1933年3月5日舉行了德國二戰前最後一次全國大選。

可是，讓希特勒大失所望的是，儘管有種種許諾、恐怖和暴力威脅，但他的國社黨仍然沒有得到足夠的多數票，雖然納粹黨人以1700萬張選票遙遙領先，比第二大黨社會民主黨足足高出一倍之多，可卻僅佔總票數的44%，組織一個聯合政府倒還可以，離2/3多數還差得遠呢。

值得注意的是，希特勒並不打算利用非法手段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他要為自己的獨裁披上合法的外衣，因此，希特勒並沒有否定這次選舉，或是乾脆再重新來一次，他承認了選舉的真實性，而且也不打算再去撈取那個該死的2/3多數票了。可是，如果沒有2/3的多數，希特勒又如何修改憲法呢?萬般無奈之下，他只有求助於在國會中佔多數席位的民主黨派，希望他們信任自己，給予自己獨裁的權力。

看到這裡，你一定會說，這不是在開玩笑吧?希特勒還會這麼天真，希望別人讚同自己獨裁?那些佔多數席位的民主黨派，怎麼會愚蠢到去葬送自己的政治生命?可是，我不得不告訴你，事情就是這麼荒謬，這一切都是真實的，希特勒在新一屆國會上，發表了也許是他畢生中最精彩、最虛偽的一次演說，他承諾一切舊有的秩序都會維持不變，國會所賦予他的獨裁權，僅僅在某些狹小的特定範圍適用，絕不會導致國家權力結構的改變，也不會限制任何公民權利，他唯一的目的，就是領導德國重新建立在一戰後的世界地位。希特勒在演說中，竭力想煽動起德國人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這一點也不困難，無論是對希特勒還是對德國人——他呼籲全體德國人"從自私自利的黨爭中解脫出來，在民族自覺中團結起來，建立一個自豪的自由的統一的德國"。

幾乎所有的民主黨派都被希特勒的花言巧語所打動，德國人的那種特有的黷武精神，以及對榮譽、對"鐵與血"的熱切渴望，指引著他們在自己的死刑判決書上簽了字，國會一致同意把自己的立法權移交給政府，為期是4年。這些在民主制度下浸泡了15年的國會議員們似乎還不懂得，一旦你培育出了獨裁的種子，它就會像可怕的瘟疫一樣四處蔓延不受控制，不要說是4年，即便是4天也足以摧毀一個健全的民主制度。

值得一提的是，國會中並非所有黨派都被希特勒所蠱惑，社會民主黨領袖，可敬的奧托·威爾斯議員，昂然不屈地站出來反對希特勒的獨裁，他代表他的黨投反對票，並莊嚴地宣布，"在這有著歷史意義的時刻，我們德國社會民主黨人莊嚴地保證要維護人道和正義、自由和社會主義的原則。任何授權法都不能給予你摧毀永恆的、不可摧毀的思想的權力!"

讓我們記住這個人，這個名字，以及這個宣言，儘管社會民主黨在國 ​​會僅有84個席位，遠遠不及投贊成票的441之多，儘管他們的反對對大局來說無足輕重，可即便是在如此黑暗的時刻，我們也依然可以看到在那些迸閃著的絢麗的火花。

現在，讓我們靜下心來仔細思考一下，為什麼希特勒的那些恐怖政策能夠得到德國人的支持呢?是啊，不是太奇怪了嗎?在一個民主社會裡，為什麼會衍生出希特勒那樣的大獨裁者呢?我想，也許你可以在《銀河英雄傳說》這本科幻小說中，找到一個不太正規的答案

自由行星同盟的人一談到魯道夫，總是以“邪惡的獨裁者”來形容他，少年聽在耳裡，心裡不免奇怪——如果魯道夫果真是萬惡不赦的惡魔，為什麼人們還會支持他、給他至高無上的權力呢? “魯道夫是個不折不扣的大壞蛋哪!人民只是敢怒而不敢言! ”“人民為什麼敢怒而不敢言呢? ”“跟你說過啦!因為魯道夫是個大壞蛋嘛! ” 這個答案無法說服少年，倒是父親的見解和一般人有點不同。他給兒子的回答是：“因為人民都好逸惡勞! ”“好逸惡勞? ”“這樣說好了，一般人碰到問題時，都不願靠自己的精力心思去解決，他們只期望超人或聖賢的出現，為他們承擔所有的痛苦、困難和義務。魯道夫就抓住人性的這個弱點，伺機而動，一舉成名。你要好好記住：讓獨裁者有機可乘的人，要負比獨裁者本人更多的責任!雖然沉默的旁觀者沒有支持他，但沉默旁觀其實與支持同罪……”

我常常在想，為什麼德國人會在歷史的緊急關頭表現出一種對自己權利的驚人的無 ​​知和漠視?難道他們不知道自己正在幫希特勒磨那柄準備屠殺他們的刀?難道他們就那麼崇拜權威，甚至沒有一個人願意對希特勒的要求作哪怕是最簡單的思考?莫非，盲目的服從和鐵的紀律已經深深溶入德國人的血液之中，以至於最完善的民主制度也無可奈何?也許，對於在選舉中佔絕對多數的普通德國大眾來說，他們選擇希特勒，僅僅是不希望有“挨餓的自由”，用一句我們熟悉的話來說就是，管他民主不民主，誰能讓我們過上好日子就選誰。的確，在希特勒當政的頭四年，德國經濟奇蹟般的振興，到1937年，德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了102%，年增長率高達11%，國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失業率卻縮小到了不足1%，德國人終於結束了朝不保夕的失業恐懼，過上了還算“幸福”的日子，但同時，他們也失去了一切權利和自由，更失去了能夠制約希特勒的力量，這時候的德國人還沒有意識到，歷史老人正在靜靜地坐在未來，等候著向他們索取“好日子”的報酬，一個前所未有的巨額報酬。

對此，著名的歷史學家威廉•夏伊勒曾評論說：“對於民主共和國的放棄和阿道夫希特勒的得勢，德國任何階級、集團、政黨都不能逃避其應負的一份責任。”

通過德國的這個例子，你肯定已經清楚地認識到，民主這個東西，僅僅建立在紙面上的製度是絕對不夠的，當人們像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民眾一樣瘋狂時，就會把那些紙面上的一切都拋之腦後，而甘心情願去追隨一個能夠滿足他們願望的幻像，甚至為此不惜把民主砸爛，魏瑪共和國不是沒有“三權分立”，但德國人最後還是親手埋葬了民主。

那麼，這個倒霉的魏瑪共和國還缺少些什麼呢?它的民主又不完善在哪裡?如果我們不希望那個滿腦歪點子的小A私吞我們的錢，還需要做些什麼?我想，文章寫到這裡也實在拖的有點太長了，還是把這個問題留到下一篇文章中去解釋吧，這樣大家也有時間去思索，民主的基礎究竟是什麼?

別急，你要知道，直接告訴你問題的答案，是件再容易不過的事情，可是，如果說出答案並不能讓你恍然大悟反而困惑不解的話，那這個答案說與不說，好像也沒太大區別，因此，要真正理解“民主的基礎是什麼”這個問題的內涵，我們就只有老老實實地從頭說起、慢慢道來了。

該從哪裡說起呢?我還記得曾經有人提到過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如果你是1933年的德國人，你會選希特勒當政嗎?老實說，這個看似簡單的問題實際上並不是那麼容易回答，因為歷史是無法假設的，更重要的是，無論你選擇是或否，都無法迴避一個讓古往今來所有的政治思想家都十分頭疼的話題，那就是，在生存都不能得到保障的情況下，你是要自由還是要麵包?

很顯然，希特勒給你的是麵包(當然免不了要夾帶私貨，把大砲什麼的也硬塞給你)，代價就是拿走你的自由。在這一點上，客觀地說，希特勒從來也不曾試圖隱瞞或是欺騙德國民眾，早在1925年，他就已經把自己的全部思想及世界觀詳細地記錄在《我的奮鬥》一書中，正如歷史學家威廉•夏伊勒所言，“不論你對阿道夫•希特勒可能提出什麼其他的譴責，你決不能譴責他沒有用書面精確地寫下，如果他一旦掌權的話，他要把德國變成為怎樣的一個國家，他要用德國的武力征服把世界變成為怎樣的一個世界。”

不過，今天的我們大概很難去譴責德國人當初的選擇，“餓肚子的自由”的滋味，大概不會太好受，更何況，自從1918年一戰失敗後，德國人已經受了長達15年的窩囊氣，一旦有人提出要把德國重建為全歐洲乃至全世界的強國，又怎能不把尊嚴頂在腦袋上好好爽一下呢(作為中國人應該不難理解)。

要說德國人的這種心態，看起來倒也真是蠻合理的，可不是嗎，我這兒連一日三餐都發愁呢，你還在那裡嘮嘮叨叨、羅里八嗦地奢談什麼自由，那不是扯淡嗎?要是我真餓死了，別說自由，恐怕連棺材都沒有呢。我想即便是在今天，也依然有不少人這樣看待問題，沒有生存權，哪兒來的人權?

可是，話又說回來，無論是你選自由還是選麵包，最後的結局恐怕都不見得如何美妙，選了自由，自然免不了要挨餓，可一旦失去自由，麵包能不能保得住，卻也難說的很，1933年的德國人不就是個很好的例子嗎?

那麼，我們該如何抉擇呢?我想，這種兩難的抉擇之所以令人感到困惑，是因為其中隱含了一個前提，那就是你除此之外再沒有其他的選擇，而且只能二選一，這樣就無形中製造了一個矛盾，使得自由與麵包對立起來，彷彿二者勢不兩立、非此即彼。因此，當我們面臨這種兩難的抉擇時，首先要考慮的是，選擇的前提是否成立?

不知你是否看過成龍主演的一部影片，名字叫作《我是誰》，片中有一場戲很有點類似的味道。成龍為了保護一張刻有秘密武器資料的光碟，被兩個武術高手困在大廈天台上，那兩個壞蛋對成龍說，現在給你兩個選擇，一是把光碟留下，然後你自己跳下樓去，二是我們把光碟搶回來，然後把你給扔下去。乍一聽起來，這兩個選擇好像給了成龍一個機會，可以決定自己的命運，可再一想，無論他選哪個，結果都一樣，都免不了丟掉光碟跳下樓去，看來成龍也和我們一樣遇到了麻煩。那麼，成龍又是如何選擇的呢?其實他的想法很簡單，我幹嘛要聽你的?成龍回答說，我還有第三個選擇，光碟我留下，然後把你們倆個扔下去。

成龍的這個有趣的答案也許多少給了我們某些提示，就是說兩難抉擇的前提不一定成立，事實上可能還存在第三種選擇，即，麵包我要了，可那個自由你也得給我留著。問題是，這第三種選擇在現實中有存在的可能性嗎?

前後共400年。在美國，大批被債務逼得走投無路的人選擇了自殺或是逃亡，就連那些大資本家們的日子也異常難熬，因為他們在銀行的錢根本就拿不出來。到了1933年春季，美國國內18600家銀行全部停止營業，聯邦政府黃金外流已經超過2.5億美元，財政儲備還不到應付款項的1/7，這個國家實際上已經破產了，當時的美國總統胡佛甚至慘痛地說，我們已經山窮水盡。

現在回過頭來看看，1929年的美國經濟危機，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上意義最深遠的一次經濟危機，這場前所未有的、令人絕望的危機一直持續了3年多，波及日本、美洲、乃至全歐洲(蘇聯除外，因為它的經濟與世界並不接軌)，使得歐洲國家關係空前緊張，令日本、德國民族主義急速膨脹，間接導致 ​​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希特勒領導的納粹黨，就是利用這場經濟危機中人們要“麵包”的慾望，從國會中最小的一個黨派，一躍成為全國第一大黨。

如果你問獨裁最容易出現在什麼時候，那我可以很肯定地回答你，就是在那個時代。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如果我們把1933年美、德兩國政治領域的事件拿出來做對比的話，就不難發現其中的雷同之處。

　　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當選德國總理， ​​他在布累斯勞競選大會上對德國人許諾：“我們一定要使這一天在我國人民的歷史上成為得救的一天。” 1933年，富蘭克林-羅斯福當選美國總統，他在競選中對美國人保證：“我向你們起誓，我保證為美國人民實行新政。”

希特勒當選後，要求國會通過《消除人民和國家痛苦法》，把權力集中到政府手裡，給予他最大的權限去解決危機。並且保證，只有在“極其必要的措施而必需的範圍內使用這種權力。” 羅斯福當選後，要求國會給予他廣泛的授權，為了應付艱難的局面，他要求“讓我擁有足以對緊急事態發動一場大戰的廣泛行政權。這種授權之大，要如同我們正在遭受敵人侵犯一樣”，同時他也保證，將嚴格按憲法辦事，絕不越雷池一步。

德國國會以絕對多數通過對希特勒的授權，納粹政府的各種行政舉措，被國會一個接一個地通過。希特勒領導的德國，從此開始了奇蹟般的經濟復興。美國國會毫不猶豫賦予羅斯福行政自由的各項權力，並且以臨戰氣氛的驚人速度，通過美國政府所提出的各項法案。美國在羅斯福的帶領下，開始了旋風式的百日新政。

類似的例子還可以舉很多，我想你已經看到，德、美兩國人民在面對突如其來、狂風驟雨般的經濟危機時，其反應並沒有太大的區別，或者說是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別，當人們對現實充滿了恐懼、絕望時，就會熱切期盼能出現個救世主來拯救他們，這是人類固有的缺陷，德國如此，美國如此，古往今來皆是如此。

可是，在那個充滿恐懼、迷惘和痛苦的歲月，儘管獨裁的陰影同時籠罩著德、美兩國，但歷史老人已經告訴我們，美國並沒有像德國那樣，蛻變為一個專制國家，反而在二戰中成為了“民主國家的兵工廠”，為世界反法西斯鬥爭作出了傑出的貢獻。

究竟是什麼力量阻止了美國滑向獨裁?又為什麼美國的民主制度能夠得以保全?

1935年5月，在美國華盛頓州，有個叫帕里什的清潔女工被老闆解雇了，這本來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事，那年頭，“下崗”的人多了去了，誰又會在乎一個女工的工作問題?可對於帕里什來說就不算小事了，下崗就意味著沒飯吃，沒有工資可怎么生活呀?這事要是發生在中國，大概這位女工就去上訪了，至於問題能不能得到解決，那可不太好說。但美國這個國家是個契約社會，人人都會利用法律來保護自己，因此，帕里什也沒有什麼向領導訴苦申冤的興趣，一紙訴狀就把自己的雇主——西岸旅館給告上了法庭。

有趣的是，帕里什並沒有說老闆解僱非法，她想反正也乾不成了，不如拿回點錢才是真的，於是，她依據羅斯福新政時期頒布的《最低工資法》，要求西岸旅館補償欠她的工資。根據《最低工資法》規定，僱員最低工資不得低於每週14美元50美分，但帕里什的工資每小時只有25美分，也就是每週不到10美元，遠遠低於最低工資標準，工作幾年算下來，老闆一共欠她216美元19美分，這對於一個下崗女工來說也不算小數了，起碼能有口飯吃。

這本是件芝麻粒大的案子，一年全美也不知道要發生多少，壓根不值得一提，可是，由於帕里什的老闆實在有點吝嗇，捨不得出這一點錢，但帕里什又的確有理，有法可依，不太好駁斥，於是他的律師給他出了個“餿 ​​主意”，你不是說按照《最低工資法》的規定我欠你錢嗎?那好，我直接攻擊《最低工資法》，說它違反了憲法第14條修正案(有關這一修正案的法學辨析是個絕大的話題，限於篇幅，這裡就不作論述了，如果你感興趣，可以參考浙大教授林來梵與人大教授胡錦光合著的文章《西岸賓館訴帕里什案》)，要求宣布違憲，只要這個該死的法律不存在了，看你還怎麼要錢。誰也沒想到，律師的這個點子，一下就把事情給捅大了，帕里什訴西岸旅館案，由一個小小的民事糾紛，陡然間變成了震動全美的大案，所有的媒體焦點都被吸引了過來，並且舉國圍繞此案展開了一場空前的大辯論。

這是怎麼回事呢?原來，羅斯福在實行新政時，經常受到最高法院的肘制，每每令他萬分惱火。在羅斯福剛剛當政時，這一情況還不明顯，因為美國尚處在風雨飄搖的經濟風暴中，大家都在齊心協力熬過這段艱難的歲月，所以他的各項法案幾乎沒怎麼費力就可以得到國會多數票及最高法院的支持，可是，經過百日新政，美國經濟有了較明顯的起色，大家也都回過勁來，緩了口氣，這時矛盾就來了。羅斯福的民主黨是在南北戰爭時期發展起來的，在美國政治中一直是少數黨，僅僅憑藉1929年的經濟危機羅斯福才入主白宮，因此，作為對手共和黨把持的最高法院，當然不肯給他面子，更要命的是，最高法院的幾位&&&&官，基本都是林肯時代的人，用羅斯福的話來講，是一群"馬車時代"的人，保守是他們共同的特點，面對羅斯福左一個新政又一個新政，被搞得眼花繚亂，委實接受不了，起先因為經濟危機而不得不授予羅斯福各項權力，那是沒有辦法的辦法，現在到了該收回權力的時候了。

　　0多項，新政基本陷於癱瘓狀態。

我們不難想像，羅斯福是何等的窩火，要說這幫人可真是些忘恩負義的傢伙，如果不是百日新政挽救了美國的經濟，他們哪兒還會有閒情逸致來對新政說三道四?再說，被廢除的這些法律，都是為了保障美國公民的權利才出台的，就像前面所說的那個帕里什訴西岸旅館案，《最低工資法》是為了救濟貧民窮人，要說起來最高法院你算站在哪頭的?

1936年，羅斯福再次以絕對優勢當選第33任美國總統，這下有了民眾的支持，羅斯福認為自己有實力回應最高法院的挑戰了，他要改變最高法院的敵對態度，把後者致於自己的勢力之內。可是，司法獨立，是三權分立的前提，也是美國立國的基石，想打破傳統，是件非常困難的事情。按照美國憲法，想扭轉最高法院的乾坤，只有兩種辦法，一是讓國會修改憲法，二是由總統直接任命自己的親信當法官，羅斯福很清楚，想得到國會2/3多數就這一問題支持自己修改憲法，簡直就如同作夢，根本不能想，因此他企圖走個捷徑，由自己任命比較聽話法官來主持最高法院，但這一點也很不容易做到，因為美國法官是終身製，除非犯下嚴重罪行，否則任何人都無權解除他們的職務。於是，羅斯福開始秘密 ​​醞釀一項前所未有的政治改革方案，那就是改組最高法院的組成機構，這一計劃提出，凡是年滿70歲的法官，如果不自動退出最高法院，那麼總統就有權再任命一名法官進最高法院，簡單的說就是羅斯福來了個"逼宮退位"，想利用增補多數的辦法來控制最高法院。

羅斯福這一方案剛一宣布，立刻引起美國輿論大嘩，不僅是對手共和黨，就連民主黨自己也覺得不可思議，因為這幾乎等於把最高法院的權力拱手讓給了聯邦政府，失去了最珍貴的獨立性，前任總統胡佛怒氣沖沖地叫嚷著"不許碰最高法院"，各家媒體難得一致地抨擊羅斯福實際是想搞獨裁，就連一向支持新政的國會也充滿了一片反對討伐聲，狂風暴雨般的抗議信更是接連不斷寄往白宮，那些在新政中獲得收益的人，無論大資本家還是平民百姓，很多都站到羅斯福對立面去了，後者實在沒有想到，這次可真是捅了個馬蜂窩，但羅斯福豈是常人，他 ​​不為所動，堅信民眾站在自己這邊，他在3月9日的"爐邊談話"中，把矛頭直接對準最高法院的法官們，試圖說明自己不是針對最高法院這一機構，而是那些保守派，想澄清他不要獨裁僅僅是要維護新政的觀點，並希望能夠通過公眾壓力來製服對手。

注:美國政治制度三權分立,法官只對法律負責。最高法院也只是對國會通過的法律負責，並不向國會和總統負責。

也就在美國政治出現嚴重危機，很有可能倒向獨裁的最關鍵時刻，帕里什這個小小的女工，把訴西岸旅館案打到了最高法院，這就把九位法官直接推到了鬥爭的最前沿。以休斯為首的法官們，這時面臨了一個兩難的抉擇，是判《最低工資法》違憲以維護最高法院的威信?還是選擇退讓以阻止羅斯福找到邁向獨裁的藉口?

最終，最高法院理智地選擇了妥協，判帕里什勝訴，法官們考慮到，如果宣布《最低工資法》違憲，那麼羅斯福很有可能以維護新政為藉口，積極尋求改革最高法院，不管怎麼說，百日新政畢竟拯救了美國，羅斯福在美國不乏支持者，要是有人不能看到獨裁的危害性，一個勁跟著羅斯福跑，那美國的民主制度就真的徹底完蛋了，於是，最高法院就這樣以戰術上的失敗換來了戰略上的勝利，挫敗了羅斯福改組最高法院的企圖。

且慢，你不是說還有第三種選擇嗎?怎麼法官們沒有找到?其實，你仔細想想法官們判決的後果，就明白第三種選擇在哪裡了。判帕里什勝訴，意味著羅斯福新政的勝利，給那些陷於貧困的人們帶來了麵包，但同時，這一判決又在事實上駁斥了羅斯福說最高法院企圖阻礙新政的觀點，使後者的政治改革方案胎死腹中，維護了美國司法的獨立性，就是說，美國人儘管有點"過河拆橋"的嫌疑，卻得到了實惠，既拿到了麵包，又保住了自由。

說到這裡，你一定還記得我們曾經提到過的那個倒霉的魏瑪共和國，它的那個建立在紙面上的民主制度是多麼的弱不禁風，希特勒僅用手指輕輕捅了一下，整座精心構築的大廈便轟然倒塌，連塊磚頭都沒剩下。現在你已經看到，歷史老人並沒有特別厚待美國人，在那個混亂、恐怖的時代，他們遇到了與德國人同樣的問題：如何維持一個脆弱的民主制度的正常運轉?或者說，民主的基礎究竟是什麼?

但美國人可不是這麼考慮問題的，他們認識到，無論羅斯福的新政挽救了多少美國人，無論羅斯福本人多麼的英明、正確，也絕對不能把手中的權利交給他，自己的命運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還記得成龍的回答嗎?)。如果總統通過緊急時期國會所賦予他的權力任意影響司法獨立性，甚至是違背《權利法案》的立法初衷，那麼無論這位總統是否出於善意，都會導致民主制度的崩塌，更何況，獨裁制度最大的缺點是缺乏制約機制，即便羅斯福真的是想"為人民服務"，也不能肯定他的後任就是個"明君"，那些為了眼前的利益而拱手讓出自己權利的人，恰恰沒有看到獨裁的長遠危害，把希望都寄託在一個人身上而非制度上，指望某個人的"恩賜"過活，這可不是美國人想要的，他們絕對不允許自己的國家裡出現個希特勒。這種對專制制度的深刻認識，對自由權利的不懈維護，使得美國終於沒有像德國一樣走向獨裁。

我想，文章至此，答案已經浮出水面，清晰可見了，每個公民的自由權利，都是構成民主大廈的基石。如果一個民主制度不能保障公民的自由，不能保證大家都有獲得麵包的平等機會，哪怕再有一千條理由，也將會不可避免地走向毀滅，民主的意義，正在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