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這篇寫得好 拿上來和大家分享

不過 要提醒的是 知識份子關心國家大事是非常好 但要想的深遠 看事情角度要全面的知識份子確可遇不可求 

想像的優越感

長期居於學院之中,在紙堆書本里耳濡目染的久了,難免不會產生一種“想象的”優越感。

優越感並不是什麽值得誇贊的高雅趣味,卻偏偏被學院之人奉為高於大眾的精英式標簽。在不同的大學里來回穿梭,在漫漫的從博士到助教再到教授的道路上,每天從事高強度高密度的抽象思考,再時不時地就救世濟民的大話題激辯一番,在某一個瞬間突感有歷史加於己身的責任憂患意識,於是不自知中就會滋生出不少嬌寵的學院氣、傲慢氣,把自己想象成見多識廣、全知全能的俯視者,身體里處處流淌著是知識的高貴血液。

喬治·奧威爾在《我為什麽寫作》一書中,曾提出寫作有四大動機:其一是純粹的自我中心(sheer egoism),希望自己變得聰明,死後留名,向那些在你童年時候冷落你的長輩們出口氣;其二是審美方面的熱情(aesthetic enthusiasm),欣賞外部世界的美,或者欣賞詞語之間正確組合的美;其三是歷史方面的沖動(historical impulse),希望看到事物的如實面貌,找出真正的事實,記錄下來供後人享用;其四是政治方面的目的(political purpose),希望把世界推往一定的方向,改變他人的想法。

做學問和寫作不無類似,或者更確切的說,寫作是學問世界中最為重要的一環。奧威爾總結的四大動機,也就毫不例外的成為了支撐學院之人優越感的巨大支柱。我們今天所談論的理論,所建立的模型,是構架明日世界意義系統的橋梁,是帶領社會走出精神貧瘠的源頭。

這股子想象出的優越感,用通俗的話說,就是書呆子們對書本認知的盲目膜拜。學問做到白頭,西方理論津津樂道,再創造出一些拗口的後現代主義表達,譬如“去文化的文化,反文化的文化性”,就可以擁有批評的特權,甚至跨越專業知識的門檻,說東道西,去涉獵本不熟悉的領域。

現今學術培養的一大趨勢,就是對單一學科的專精強化。書固然是讀得多了,但讀書的面卻窄了,分析框架單一化,想象力也相應萎縮。另一方面,長期囿於學院之內,最為要命的,就是欠乏現實經驗的錘煉。西方理論雖然讀得不少,但在實際問題面前,卻由於缺少第一手的觸感和體認,只能生搬硬套理論,提出的研究問題宏大有餘,敏感性不足,總感覺只是隔靴搔癢,難以掌握應有的厚度和深度。真誠的批評家多是對現實世界有著切膚之痛的體察者,而非抱守著知識的優越感卻脫離實際空口而談的思想導師。

想象的優越感的另一種反向表現,就是關起門來只做學問,不問世事,保持知識分子的清高,或美其名曰,保持知識分子的中立學術立場。當然,一門心思做學問,已經遠遠好過於那些將學問當作敲門磚的功利主義者,更何況在動盪的政治運動年代,最先遭受批判的,總是批評聲音最大的。在今天,社會大環境的浮躁氣之下,我們看到更多的,是那麽多“知識分子”一心依附於體制的威權,而拋棄了學術的良知。所以肯花心思做學問的學院人,已屬十分難能可貴。但誠如學者林賢治在《美國知識分子》一書的序言中所言,“一個國家和民族,如果沒有一群充滿活力、勇猛精進的知識分子,不能由此前後形成一個具有創新意識的、穩定的知識分子傳統,要建設一個文明社會將變得加倍艱難。”

思想之業是危險的(海德格爾語)。只耕耘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在政治問題上採取不管不問的迴避態度,雖然規避了風險,堆積了自我的優越感,但卻丟失了重建政治社會秩序的理想和勇氣。長期往復,犬儒化生存便會成為最常態的治學之道。

在我看來,有獨立人格的學院人,既不應該懷念過去,也不應過分寄予未來,而是要對“現在”這個題目,坦盪盪地曬出自己不受閹割的思想,以及憤怒,用知識批判介入公共事物領域,為弱勢群體發聲,為社會不公吶喊,進而點滴地改善現狀,推動社會的良性發展,這才是一種行動的力量。

(註: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作者著有《門檻上的香港》、《我要的香港》等書。本文責任編輯:徐瑾 jin.xu@ftchinese.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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