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人在法國

英國《金融時報》 西蒙•庫柏 報道

我住在巴黎9年了,但我仍然經常不太確定這里發生了什麽事情。一天晚上,我在某人的漂亮居所里,坐在桌子旁聽幾個巴黎人談論政治。其中有一位男子只要有機會就會滔滔不絕地演講,講完了,他就會拿出自己的黑莓查看信息,而不關心誰在對他的話做出回應。

起初我無法理解為何所有人都在不斷搭理這個粗魯的家夥。最終我突然明白了:他必定在巴黎很有地位。後來我在谷歌上搜索他的名字,發現他是一顆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我以前一點兒都不知道。作為一名老外,你不會受到本國居民所遭受的兩種不良影響:“地位舞蹈”和“媒體泡沫”。

當我仍住在英國的時候,我是上述兩種影響的受害者。作為一名記者,我是一個媒體迷,因此我總是在每日的英國新聞周期中知道要人們的命運沉浮。我知道誰是交通大臣,他們有些什麽醜聞。英國的“媒體泡沫”相當大(幾乎趕得上英國的房地產泡沫),無論我走到哪裡都被包裹著。記得有一天我飛抵盧頓機場,坐機場巴士時,司機的收音機大聲播放著有關貝克漢姆夫婦(Beckhams)的最新“新聞”。生活在媒體泡沫中意味著,你的耳朵里持續響著可怕的鈴音,就像耳鳴一樣。

如果你身陷“媒體泡沫”,“地位舞蹈”就會自動接踵而至。大多數情況下,媒體追蹤的是人們地位的上升或下降。當你在自己的國度遇到某人時,你看到的不僅是某個人,還有他們的地位。地位就像帽子一樣戴在他們頭上。

搬到巴黎後,我不再有上述所有問題。法國人也有其高度發達的“地位舞蹈”(其中的規則之一似乎是只有居住在巴黎的人才有地位),只是它對我毫無意義。與英國的“媒體泡沫”相比,法國“媒體泡沫”較小,也不那麽結實,但不管怎樣,我很少看法國的報紙或電視,因此我不知道要人們的命運沉浮。我猜測法國人可能對卡拉•布魯尼(Carla Bruni)和米謝勒•阿利奧-馬里(Michele Alliot-Marie)(內部人稱為MAM)津津樂道。我不關心這些。住在巴黎,我的耳鳴幾乎完全消失了。

我仍可以看出某人長得帥或是友善或是搞笑,但我不知道的是:如果他們居住在某個特定地段或曾經上過某個學校,或者認識某個所謂的法國名人,這些都意味著什麽。在這方面,我只能從他們表現出來的自負以及其他人的反應中,隱隱約約地推斷出某人的地位。我從人們在一場談話中註視哪個人,以及他們對哪個人講的笑話捧腹大笑,能夠推測出誰的地位高一些。但我不關心這些。

巴黎沒有人知道我是否有地位(盡管他們可能進行猜測)。我認為,當美國作家詹姆斯•鮑德溫(James Baldwin)說,他總是對巴黎完全不把自己當回事心懷感激時,就是這個意思。

住在巴黎,我的思想是自由的。我認為,這是另一位住在巴黎的美國作家格特魯德•斯特恩(Gertrude Stein)要表達的意思。她曾說:“重要的不是法國給予你什麽,而是它沒有從你這里拿走什麽。”更妙的是,我已經忘卻了英國的“媒體泡沫”和“地位舞蹈”。我不再知道交通大臣是誰,更不知道他們的醜聞是什麽。

我應該趕緊補充的是,我不是在敦促任何人不要再買報紙。相反,我在巴黎依然是一個媒體迷。只是因為我不再關註“地位舞蹈”,我現在完全因為媒體值得一讀才去看它。我看《紐約客》(The New Yorker)或《倫敦書評》(London Review of Books),這樣對我更好。

比科•伊耶(Pico Iyer)在《全球靈魂》(The Global Soul)一書中描述了作為一名老外的好處。在與一名日本女子同居後,他住在了“日本偏遠鄉村(有點像現代的加州郊區)的一個兩居室公寓里”。伊耶幾乎不會說日語,他把這當做一種解放。“身處我不能理解的語言環境當中至少意味著,電視音量再大,我也能睡著(只要電視節目不是英語),而且從來不會被窗外有關O.J.或戴安娜之死的閑談所乾擾。”伊耶在講英語的國家旅行時發現,“多餘的話(多餘的商品)礙事”。

居住在巴黎幾乎與日本一樣好。現在,我們只須關閉互聯網(中國政府正在為此努力),我的耳鳴就會痊愈。

最近我選了幾篇西蒙庫柏的文章  我覺得他的觀點很有趣  這篇英國人在法國 有點像是我在法國 關掉了媒體的渲染 重新再做回自己 獨立思考許多事 不在受媒體及所謂專家的干擾 甚至我父母的影響  雖說每周末還是會視訊 但也漸漸發現我們彼此之間的想法越來越分歧 而我喜歡這樣 我發現他們很多觀念受到台灣主流媒體的影響 大多是別人這們說 卻沒深入思考為什麼   就如教育孩子 從來沒想過如何教育 只是遵從主流和上一代的教育  反而現在在萬嘆小孩沒有其他人的成就~~XX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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