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真 (醫師):本名陳興正,台灣台南人,台灣知名精神科醫師、
黨外運動人士、英國劍橋大學科學哲學系博士生,曾受國民黨迫害,
民進黨初期人士,但在1998-1999年間逐漸不認同民進黨的理念而離去,
曾在《台灣立報》連載〈哈巴狗電台〉專欄。
 
 
中央社中央社 – 2014年4月17日
 
(中央社記者林淑媛華盛頓16日專電)前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長包道格今天表示,他很想知道,為什麼會有人認為能幫助台灣服務業進一步打進大陸市場的服貿協議不好?
 
包道格強調,前總統李登輝與陳水扁的時代,禁止比較老舊科技業登陸,但反而提供中國大陸趕上台灣先進科技產業的機會。同樣的,台灣服務業在大陸市場具有領先優勢,如果台灣不積極參與,大陸服務業會變得更有競爭力與更有主導性,將威脅台灣市場地位。
 
華府智庫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今天舉辦台灣關係法35年研討會,前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包道格(Douglas Paal)在會後接受記者訪問時強調,他知道這次因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引發的反服貿學運,但相關報導過於片面。
 
他指出,台灣服務業競爭優勢大於中國大陸,台灣如果不積極打開大陸市場,現有優勢將會被取代,他認為台灣應該要從現實經濟面討論服貿內容。
 
包道格說,協議內容很重要,因為台灣服務業較中國大陸具有很大優勢,可以提供年輕人工作機會前景,他很想知道為什麼會有人認為能幫助台灣服務業進一步打進大陸市場的服貿協議不好?
 
包道格認為,在討論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時,應該以現實與經濟面為基礎,而不是只從政治方面看待。
 
陳真 | 2014.04.21 11:31
 
美國的立場自然是樂於見到台灣與大陸為敵,但一些個別官員,特別是已卸任者,就算他持有前述立場,恐怕也很難在這議題上發表負面看法,因為這事的利害得失如此清楚。
 
就跟這位包先生所說一樣,我也很想知道一個所謂運動,怎麼連自己在反對什麼也一個理由都說不上來,永遠只會造謠瞎掰,抹黑大陸人,挑起人們對他們的仇視,要不就是講一些完全沒有實質意義的族群偏見或空洞政治辭彙,讓人感覺好像智能上有嚴重缺陷似的。
 
真難想像怎麼會有人笨到這種程度但卻毫無自覺,反而以為自己很聰明很有想法。台灣社會的反智程度,若非身處其中親身經歷,實難想像。
 
更不可思議的是,台灣卻被這樣一群缺乏智能但卻充滿族群仇恨激情及黨國熱情的人所綁架,呈現一種反淘汰、劣幣逐良幣的現象。這些人,滿腦子神聖黨國念頭,而且逆我則死,似乎非常過不慣民主生活。
 
但如果你以為綠營政治人物真的如此反中,那你真是對政治太外行了。這些人一點點點點點反中的成份也沒有;就我幾十年來的實際經歷與見聞,我敢這麼說。所謂反中是反給北七看、騙選票的。我畢竟不是今天才認識這些人,我認識他們超過30年了。
 
我估計大概會這樣一路亂到2020或2030年。一個社會,如果眾人就是喜歡搞這一味低能反智造勢殺敵的遊戲,其實你也只能隨他便了,大家高興就好。也許還可以想辦法更低能更智障一些,說不定更有趣更夯更好玩。
 
我所謂綠營政治人物連一點點點點點反中的成分也沒有,意思是說這些人的確敵視大陸人,但可別以為他們跟大陸真的不共戴天,那就誤會大了,他們可一點也不會排斥哪怕是人民幣美鈔港元或新台幣,保證對money絕無歧視或仇視心。
 
也別聽他們整天喊什麼反中資,並以此為忠貞標準,檢查思想正確性,塑造內部敵人,那是表演給北七看的,就好像別聽他們痛罵什麼黑道,那是白天喊給政治白癡聽的,到了晚上,嘴臉就完全不一樣了。檯面是一套,檯下又完完全全是另一套。
 
這些都不是什麼內幕,這只是台灣政治的一個最起碼的普通常識。同理,你也別笨到竟然會相信他們說什麼反財團顧弱勢,他們其實就是財團的代言人或分身;於清廉,就別逗我笑了,這些人瞬間賺取的各種合法掩飾非法或純屬非法的暴利,光是它的零頭,恐怕我就算不眠不休一直看診看到22世紀也賺不了那麼多錢。
 
世界上有許多詐騙集團,這不希奇,被騙個一兩次也挺正常,但如果同一套騙術騙個五百次還會繼續上當,那就只能怪自己了。
 
至於馬英九一上台之後綠色生物就吵個不停的公投法,不就是綠營執政八年的第三年即2003年通過的嗎?國民黨後來決定棄權讓綠營去唱獨角戲,結果連自己人提出的版本都不支持。
 
如果這法律果真如此禍國殃民反民主,綠營為何當初不趁機照自己的意思通過?幹嘛要聽美國爸爸指揮?接著後面還有五年的執政時間可以廢除或修改不是嗎?為何不修改?林義雄又為何不向當時的執政黨民進黨施壓?
 
所謂台獨也一樣,如果台獨如此重要如此神聖而偉大,他們足足有八年的時間隨時可以宣布獨立。怎麼馬英九一上台就一直要他宣佈台獨否則就要拆立法院。
 
我敢說,時下綠營的政治人物絕對沒有一個人真的想要台獨,那也是表演給一些政治白癡看的,藉此在內部塑造敵人以贏取選票。若有哪個綠營政治人物不服,請他站出來說說他如何個台獨法,以接受我們的表揚。
 
任何一個人或任何一個黨或組織,持有任何一種意識形態,我都沒有意見,只要他把自己的見解和主張說清楚便行。但這個民進唬爛黨及其一大票學界醫界文化界以及最不要臉的人權界同路人及各種尾巴團體的問題,恰恰就在於他們其實什麼意識型態或主張也沒有,一切都只是手段,奪取權位利益的手段。
 
除了權位名利,我完全看不出這些人有任何信念或信仰可言,毫無中心思想。同一件事,同一個人,他們可以一下說黑一下說白。你若真真去追究其所言,恐怕會搞到精神錯亂。與其說這些人是政治人物或政治幫傭,倒不如說他們其實是商人。
 
說他們是商人其實相當程度侮辱了商人,我意思是說,他們唯利是圖。但現實生活中,並非每個商人都如此,商人仍然還是要講信譽、推品牌,講道德的。商人基本上還是可敬的。
 
說穿了,其實這些人不折不扣就是個政治詐騙集團。當然,並不是說其成員每個人都施詐術,而是說,其成員普遍對於行使詐騙、說謊、造謠等等手段向來不以為忤。
 
這些都不是什麼內幕,這些也不千百年前難以查證的往事,要了解這些人這些事更不需要任何聰明才智馬上就能弄懂。台灣的問題就在於其實人們根本不在乎是非。就跟美國一樣,幾年來侵略那麼多國家,殺了數百萬人,千萬生靈塗炭,憑藉的所有理由竟然沒有一個是真的,一千個理由竟然全是謊言,但美國人在不在乎?顯然一點也無所謂。這大概也是無數悲劇或政治操弄一再反覆發生的原因,因為人們根本不care什麼是非善惡真理與真實。
 
在台亦然,人們基本上並不相信一個良善社會必須建立在基本的是非與基本價值之上,政客或媒體要他關注什麼、抬舉什麼或打壓什麼仇視什麼,其支持者就一概照指令行事,真是乖到嚇死人;媒體或政客要他們愛誰,他們就愛誰,要他們恨誰,他們就會恨誰,要他們沸騰,他們就會好像瓦斯爐那樣讓人任意開開關關,好像完全沒有半點腦子的感覺。
 
幾十年前,當國民黨及其一票同路人之所作所為非常惡劣無恥時,四周人們一片認同,只差沒喊萬歲,講起大有為政府,總是質問:"國民黨有什麼不好?你為什麼要罵它?咱們是世界民主的燈塔呢。" 講起黨外人士就像講到一群害蟲病毒一樣。
 
幾十年後,當民進黨及其一票同路人之所作所為,綠出於藍,非常下流齷齪時,四周人們卻一片叫好稱讚,只差沒喊萬歲,講起咱勇敢的 "台灣人" 政黨,相對於骯髒可惡的他們 "中國人" 國民黨,咱們台灣人台灣黨是如此高貴感人,你為什麼敢對它不敬,那是咱們的台灣之光,世界民主的典範呢。" 講起對於該黨不敬者或對立者,就好像講到什麼仇敵害蟲那樣充滿仇恨。
 
我口才好,黨外時代經常應邀私下到各大學中學給這樣一些忠黨愛國者洗一洗腦子,通常效果都非常好,好到誇張,很少有洗腦子洗不成功的,例如有個台大的學生會幹部,是個女生,原本早上還忠黨愛國,經過兩小時的 "治療",下午就跟我一起出現在高雄紀念二二八的群眾場合中,被警棍追著打。
 
人們常訝異我究竟是怎麼辦到的。其實很簡單。就像彭明敏講的,"你只要給我三個月的時間自由演講,我能讓國民黨垮台。" 為什麼?因為那時候的忠黨愛國者,他們之所以為虎作倀,甘為黨國鷹犬,主要是因為他們所知之資訊是假的、扭曲的、不足的、偏頗的、斷章取義的,事實上他們並不排斥真相或真理,只要你論證合理,資料詳實,他們累積幾十年的偏見和誤解,瞬間就能瓦解,就像雪積得再厚再高,遇到豔陽一樣立即融化。
 
但這年頭,任憑你有辯論比賽冠軍的口才,任憑你有天大的證據資料,卻一點作用也沒有,只會讓時下這些忠黨愛國者更加仇視你,因為你的威脅性太大、不敬程度太高,簡直就是萬惡不赦的賣台公敵。
 
原因何在?因為這些人就像索羅斯所說,對於真相或理性絲毫不感興趣,他們很樂意根據顏色判定敵我,至於是非黑白或各種漂亮辭彙,對他們來講純粹只是一種打擊敵人的手段,因此,當你訴諸理性與是非黑白,對他們將毫無作用,因為那些東西根本不是他們在乎的。
 
索羅斯原本非常相信他的老師Karl Popper的說法,一個社會,只要資訊充足,真理真相便能顯現,彷彿便能自動導向一個開放社會的形成。但美國社會事實上卻不是如此。索羅斯說,他覺得很震驚,難道他長久以來所相信的Popper的想法錯了嗎?
 
後來,他自己得出一個結論就是:真理真相光是顯現並沒有用,一個開放社會形成的前提要件必須是它的社會成員 "普遍在乎" 普世價值與真相。
 
這話用在台灣便能理解。為何高壓年代,改變人們的想法如此容易,而所謂民主時代卻幾乎不可能。原因無它,因為其社會成員普遍根本不在乎什麼真理真相什麼普世價值。他們只相信敵人就要打倒,不管用什麼手段都行,一切行事作為,根據的是既定而不可挑戰的偏見以及針對不同顏色的仇恨,而不是根據任何理性與感性。
 
比方說你看所謂反服貿,反什麼黑箱作業,可是,民進黨執政時,例如蔡英文,所立下的法條簡直是黑到伸手不見五指,完全不透光,明明當時是國民黨覺得這樣搞非常不妥,才把它修改成比較透明一些。
 
這並不是幾百年前的事,而只不過是頂多十年前的事,根本不需要任何智能就馬上能查證的簡單基本事實,但你即便把一萬個事實真相給砸到這些腦子進水的綠營支持者頭上,他不但不為所動,而且反而會更加仇視你,更加鞏固原有的偏見與仇恨,更加努力抹黑造謠。
 
奇怪的是,這些人儘管幾乎沒有一句話不是謊言,每天卻滿口漂亮辭彙,眾口一聲像中了什麼邪一樣,什麼非暴力啦,民不從啦,什麼公民與民主的,聽到這些詞,竟變成行使仇恨與謊言的流行辭彙,我真的很想吐,也很無奈。
 
能說的,能做的,能付出的,青春血淚,連同一整個家,全都給了,除了病痛交迫的老命一條,其它一點也不剩了。對於這個島,套句沈從文的話,"我已存心放棄",不干我的事了。
 
現實上,我們因為各種主客觀因素或利害需求或不同理性程度等等無數原因,對於不同命題賦予不同評價地位;你覺得很棒的,我可能覺得很爛,反之亦然。但概念上,所有命題地位卻一律平等,這意思是說,命題本身不會有先驗性的優劣;優劣只存在於你我之間而非概念之間。
 
殺死一隻狗,引人憤怒,但殺死一隻螞蟻卻波紋不興。這並不是因為這兩者命題地位具有先驗性的價值高低,而是因為後天評價不同。一個社會的形成、發展與運作,自然不可能 "事先" 替大家決定哪些命題道德優先,故應獲得特殊待遇,因此,基本上,一個社會之運作若有妥善存在的可能性,唯有關注所有命題形式,而非關注特定命題內容,因為內容是說不準的,人為偏差的。
 
如果有人以一種純粹主觀甚至是社會機制運作之外的所謂多數決,來賦予某個事物優越於其它命題的特殊道德地位,那意味著這套社會機制是無法存在的,因為機制之上竟還有個太上皇式的、根據命題內容進行審查來給予不同評價地位的一套私密運作存在。
 
就像小說 "動物農莊 " 裏那些革命成功之後的豬一樣,豬仔們認為,因為自己的某種價值優先性,所以他們決定立法保障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 "更" 平等。
 
之所以說它是私密(PRIVATE)運作,相對於公眾(PUBLIC);一套私密運作的特色是:不特定社會大眾根本沒法掌握它,在這套私密運作中會產生何種結論、以及這套結論如何產生,全然說不準,全然不透光,比任何一種原初社會的運作都還要隱密,人家酋長如何產生、如何決策,如何替換,總還是有個公眾依據。
 
那樣一種自以為多數便可為所欲為的私密運作方式,甚至連黑幫組織都還遠遠不如。人家黑幫老大怎麼產生、堂口如何運作,總是都還有一套公眾性的規矩在。但那樣一種自以為多數便可為所欲為的私密運作,卻完全不透光,大有一種立地為王的軍閥、土匪架式,簡單說就是一種暴民概念。
 
再說,遊行人數究竟是警方估計的11萬人也好,或是自行灌水的50萬人也罷,仍然都只是一小撮人。我講的一小撮人基本上並非以數人頭為依歸,而是以公私有別來判斷。今天即便是2300萬人全數湧上街頭,它依然是概念上的一小撮,因為這套運作方式根本無從理解、無從參與,它不是一種制度性可供遵循運作的一套機制。換句話說,不管人數多少,再多也沒用,在一套私密運作下,它只是一群無法透過個別意志表達以有效形成集體意志的烏合之眾。
 
民主無它,個別而已;你是你,我是我,互不相屬,各自表態,形成有效意見。但烏合之眾卻聚焦在特定一二人身上,關注其一顰一笑,醜態百出。
 
暴民現象或烏合現象本身自然也無好無壞,但你不能一方面說要民主,一方面卻又熱烈擁戴自以為多數便可為所欲為的暴民文化,兩者概念沒法共存。
 
暴民現象只當出現在更換整個體制之時。套句科哲流行用語,暴民現象無非就是革命,出現在企圖轉變整個 "典範"(PARADIGM)、整套社會機制或整個政權之時,意味著此時我們不要幹它媽的什麼民主法治了,我們只要人多,想幹啥都行。
 
我不反對革命,但因為某種非關價值的技術行政起而革命是低能可笑的;宣稱自己無罪更是窩囊。革命是要砍頭的,怎麼會無罪?套句毛澤東的話,革命又不是請客吃飯。
 
這種自以為多數或自以為絕對正義便可為所欲為的心態,套句Karl Popper的說法,恰恰是民主開放社會的敵人,一種過不慣現代社會文明生活的野蠻落後特徵。

這種自以為多數或自以為絕對正義便可為所欲為的私密運作如果行得通,那麼,我們唯有透過打仗才有可能分出高下,因為它缺乏一套數人頭的機制,卻極度熱衷於打破敵人的頭。
 
這種自以為多數或自以為絕對正義便可為所欲為的私密運作如果行得通,那麼,社會的發展將陷入完全不可預測的狀態,它將失去一種基本的、穩定的方向,而訴諸於偶發的、私密的各種隨機事件的任意發散,沒有任何公眾參與、藉以形成眾人意志的有效管道。
 
這種自以為多數或自以為絕對正義便可為所欲為的心態或私密運作如果行得通,我們還需要政府嗎?大家只能想辦法形成自己的小軍閥,彼此對抗或戰鬥,想辦法用各種手段打破敵人的頭,撕毀敵人的臉。
 
這種自以為多數或自以為絕對正義便可為所欲為的心態如果那麼高貴,那麼,任何一個獨裁政權都很好辦事了。例如黨外時代,眾暴寡很普遍,俺是正義一方,多數一方,我要怎麼整你蹧踏你都行。
 
例如,蔣經國1987年解除戒嚴之前,主張戒嚴根本就是所謂全民熱烈擁戴的共識,歷次民調之共識程度均高達98-99%以上。剩下的1%-2%就是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
 
1986年5月19號,鄭南榕發起台灣第一次的群眾運動,目標是反戒嚴。我從頭參加到結束,持續至深夜。參加之前,風聲鶴唳,畢竟是史上第一次,你沒法預知後果將如何。跟許多參與者一樣,我得事先寫下遺書,交待好後事,因為很有可能一去不回。
 
為什麼僅僅只是表達一種對於戒嚴的反對意見卻得冒著生命危險?難道不就是那樣一種自以為多數或自以為絕對正義便可為所欲為的主流心態與暴民思維起了絕對作用。面對99%的民意,你的意見不管在哪說出,都會讓你註定成為人人唾棄的過街老鼠,非常非常痛苦。
 
可是,所謂民主或自由的概念難道不該就是捍衛少數甚至是僅僅1%的極少數?怎麼反而卻聚焦、歌頌、鼓舞多數一方為所欲為的特權?我不太喜歡講陳腔濫調,但姑且套句伏爾泰的話,我雖不贊成你說的話,但我誓死擁護你有說這話的權力。但是,那樣一種自以為多數或自以為絕對正義便可為所欲為的心態卻以其多數蠻力及完全不見光不透明的私密運作方式,視異己為敵,努力傷害少數人理應命題概念一律平等的存在空間,使之噤若寒蟬,否則便以正義大旗及暴民洶湧之姿盡情給予傷害做為懲罰。
 
面對這樣一種自以為多數或自以為絕對正義便可為所欲為的私密大旗,當它如此凶猛時,你能如何?當體制已蕩然無存,難道不就只能淪於鬥爭?就像泰國一年到頭各路群眾鬥爭個不停那樣,各自宣稱是正義一方,因此可為所欲為,不從不敬者便是敵人;對於敵人當然就是努力傷害之。這大約也就是台灣過去十多年來綠衛兵文化之縮影。
 
至於王丹先生講什麼邏輯不邏輯的,當然是一片裝模作樣的傻話。經驗世界跟邏輯怎麼會扯上關係?就算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的推論也沒有人那樣推的。自己設定一個奇怪的答案,然後藉以推翻自己所擬定的奇怪前提與奇怪推論,這種思考品質,只能打零分。
 
不過,一個人不會思考並不是什麼需要譴責的事,需要譴責的是連理都不講,只想造謠攻擊抹黑那樣一種自以為多數或自以為絕對正義便可為所欲為的暴民心態。
 
有人因為 A 理由搶銀行,基本上對此我沒啥意見,我有意見的是, A 理由據當事人自己說很正義很正確,搶銀行難道因此就變得如此光輝燦爛?那我們是不是要把社會導向一個根據內容辦事而不依據形式運作的野蠻叢林?只要某種內容合乎王丹先生所私密設定的幾個條件,便是可歌可泣的民主壯舉。這種思維很原始,很復古,很像中古世紀宗教裁判所那個年代來的人。
 
我很喜歡KARL POPPER這個人,也喜歡他的文筆和思路之清晰,但我倒不一定認同他的想法。分析哲學上或科學哲學上的想法,百分之百不認同,至於政治哲學上的認同度雖高卻也不是很高。他這方面最有名的就是 "開放社會及其敵人" 這本書。
 
我自認對於開放社會的敵人之認識也許要比他更深入一些,或許那是因為我親眼見識、親身經歷反對開放的"敵人" 們怎麼打著開放紅旗反紅旗。台灣,美國,以色列,以及西方列強等等這一大票所謂民主自由國家以及那些民主自由三句不離嘴的民主人士們,在在提供給我們無數絕佳的例子。
 
唸高一時,有一段時間就住在台北牯嶺街,租屋對面就是一排舊書店。李敖、柏楊的書,差不多就從那個時候開始接觸,兩人的書當時仍是禁忌,要買十分不容易。書店老闆看到我來,經常提早關上大門,避免惹上危險,然後偷偷塞給我幾本書,封面經常被撕掉,改成明星豔照做偽裝。
 
有一天,我在一堆雜亂無章的舊書裏,找到一本林義雄寫的 "從蘭陽到霧峰",書內頁還有他的親筆簽名,寫著 "敬贈蔣渭川,敬請雅正,弟林義雄"。
 
蔣渭川就是蔣渭水的弟弟,二二八事件發生後,曾受陳儀之託,替國民黨政府向台灣人民喊話,但後來連自己都受到國民黨軍隊攻擊。之後曾擔任國民黨的內政部次長。
 
林義雄那本書出版於1978年,但蔣渭川早在1975年便過世,為何仍有贈書之舉,令人費解。不過,筆跡我會認,確實是林義雄的筆跡沒錯。這書我仍完好保存於手邊,常想問林這件事,但一直忘了問。
 
不過,為何送死者書不是我現在要說的;我要說的是,這書裏頭有一些話對於當時年幼的我產生巨大的影響,讓我十分感動。林義雄是這麼寫的:
 
"我相信政治是一種科學。我願抱著「對就是對,錯就是錯」是非分明的態度,投身政治。因為,我們的政治如果永遠停留在宮闈式的勾心鬥角、「三國演義」式的「鬥智遊戲」裏,政治就永遠不可能成為「眾人之事」;我們所熱切期待的民主社會也將永遠無法實現。
 
我相信,民主的過程緩慢而瑣碎,我們必須明白這一點,而且要忍受民主的「平淡」。世界不停變動,問題層出不窮,我們要解決東一個西一個迎頭而來的問題才能建立一個理想、完整的社會。「五百年必有聖人出」、「聖人一出,天下太平」的想法是荒唐的;如果真是這樣,我不知道另外那四百九十九年怎麼辦?我想,寧可度過五百年平淡的歲月,也不要有四百九十九年痛苦的日子。"
 
高中畢業後,我成為一名公開活動的黨外人士,印了第一張名片,上面就引用了這幾句話:
"我相信─政治是一種科學。我願抱著「對就是對,錯就是錯」是非分明的態度,投身政治。"
"我相信,民主的過程緩慢而瑣碎,我們必須忍受民主的「平淡」。"
 
當然,這些話我至今仍然相信,只是已經不再相信當初講這些話的林義雄。林先生人格正直,無庸置疑,但人格之正直並無法保證其人一切言行同樣值得尊敬。
 
差不多二十年後也就是大約1998年左右,我方才明白,說是這樣說,但林義雄顯然不是把政治當科學,而是當成宗教,而且是無法忍受異端的那種宗教態度。
 
他也似乎沒法忍受民主 "緩慢而瑣碎" 的 "平淡",因此老是有驚人之舉,動不動就要包圍這裏包圍那裏,驚天動地地總是強迫對方要 "修正",而不是透過 "緩慢而瑣碎" 的方式去闡揚理念,解決爭議。
 
我當然不是說不應該抗爭,而是說,一個現代社會的層層機制,就像一種遊戲,遊戲規則複雜而瑣碎,但其設立基本上並不偏向特定內容,而只關注形式本身。就好像不管象棋圍棋西洋棋,下棋的規則只問形式之完善與否,而不因參賽者身份或意識形態而有不同考量。只要基本形式確立了,剩下的就只是 "緩慢而瑣碎的平淡"。這份 "平淡" 的社會圖像,讓年少的我十分感動。
 
這很像數學運作。在數學的世界裏,只要一套運算方式確立了,剩下的其實就只是 "緩慢而瑣碎的平淡"。任何答案都引不起我的興趣,因為它們平淡無奇,但這份 "平淡" 本身卻是我們安身立命的基礎。
 
動輒揭竿而起,刺激是挺刺激,但那其實意味著我們沒法忍受民主緩慢而瑣碎的平淡,稍有不順己意,便要翻桌重來,就像泰國一天到晚在政變那樣,好像永遠都沒法好好下一盤棋,沒法尊重棋局的基本規則。也許哪一天,住家路邊少裝了一盞路燈都能因此揭竿而起,翻桌不認帳,要求遂行己意。
 
這類無法忍受民主的平淡者,動不動就很喜歡說這是歷史重要時刻,這是民主存亡的關鍵。當我仍在綠營時,我就常嘲諷 "同志",我說,依你們的想法或說法,我很想知道,究竟有沒有哪些時候不是歷史重要時刻?究竟有沒有哪一次選舉或哪一次事件 "不是" 民主存亡的關鍵?
我倒是一點都不相信一個現代社會哪來那麼多生死存亡的關鍵。只要基本遊戲規則訂了,剩下的就只是緩慢而瑣碎的平淡,而無任何激情可言。
 
形式與普世價值才是一切問題的根本,需要激情以對,而內容則只能訴諸緩慢而瑣碎的平淡。
一個人如果成立一個 "185促進會",另一個人成立 "369推廣社",對此我沒意見,也許有人認為 185很重要,有人覺得369才是社會出路,結果如何,同樣得進入基本形式中去進行緩慢而瑣碎的爭議與協商。
 
至於得出何種結論,老實說我也不關心,因為內容之為物,本應瑣碎而平淡。這題在某種狀況條件下演算得出5,那題在另一種狀況條件下演算得出8,不管5或8,都只是相對性的瑣碎之物,我既是個具有正常理性的人,我怎麼會對一種相對性的東西欲仙欲死很激情呢?我又不是頭殼壞去。
 
但形式的運作卻很重要。林義雄是幫我跟劍橋寫推薦信的人,但就在我出國前一年,1996年,林義雄因為主張總統直選聚眾抗爭違反集遊法。屢次傳喚不到,本應拘提或通緝。但檢方卻害怕林義雄,不敢惹他,竟然說無法拘提也無法發佈通緝,因為不知道他家在哪,也不知道慈林辦公室在哪。
 
這很荒唐。要查到他住哪還不容易。明明是不敢抓,卻假裝說不知道他家在哪裏,拖了一兩年還是說不知道他住哪。我實在看不下去,於是就寫了一封檢舉信,附上身份證影本,具名檢舉通緝犯林義雄的家和辦公室地址,恭請警方立即前往逮人。
 
我之所以檢舉剛剛幫自己寫研究所推薦信的推薦人,當然不是要找他麻煩,而是我相信,任何一個人要怎麼抗爭都行,但法律該怎麼辦就該怎麼辦,而不是遇強則弱,遇弱就變得很強。甘地違法無數,但他始終堅持接受法律制裁,因為這才是一個文明社會之所以賴以存在的重要基礎。
 
越是落後野蠻社會,越是重視內容,重視意識形態之區分敵我,甚至以此為賞罰依據。但一個文明社會卻理應排斥 "內容" 之滲透。就像下棋一樣,不能說因為哪個參賽者很凶,或觀念很愛國很正確,或動不動就要翻桌翻盤,於是就讓他連 "車" 都能像 "炮" 那樣翻山越嶺,給予種種特殊待遇。
 
至於王丹所說,一個翻桌翻盤的A行為出現,無法推論出BCDEFG等等的類似翻桌翻盤行為也會跟著出現,因此無法推論出翻盤翻桌的結果將發生,因此桌盤都很安全,運作無虞。
這樣一個推論,恐怕連打零分都很難,因為根本不知所云。甲搶銀行,無法推論出乙丙丁也會跟著來搶,因此銀行很安全。有這種推論嗎?
 
而且,事實應該這樣說:甲搶銀行,乙丙丁戊己庚辛一片叫好,而且凡是對搶銀行不敬者一概都會遭到可怕嚴懲,因此銀行很安全。世上有這種推論嗎?
 
我常覺得,你要教一個聰明的學生,幾句話便行,但要教一個笨蛋,卻往往一個小觀念恐怕都得寫上一本書來教才行,因為他的腦子和想法一團混亂,你得慢慢幫他抽絲剝繭,清理頭緒。
這些都還沒問題,但若一個笨蛋笨到嚇死人,但他卻以為自己好聰明,簡直就是天才,於是你才剛說兩句不同意見,他馬上就會怒罵你沒資格當老師,燒你的書,叫你辭職下台,說你根本什麼都不懂,不懂政治學,不懂非暴力的民不從哲學,什麼都不懂,真是可恥齷齪的老師,要你乾脆去死算了。這種學生你能教嗎?而這樣一種類型的頭殼壞去學生,恰恰是這個窩囊反智蠢血沸騰的圓仔花運動的基本特色。
 
如前所說,林義雄1978年書上一席話,打動我年少心靈,他說:
"我相信:政治是一種科學。我願抱著「對就是對,錯就是錯」是非分明的態度,投身政治。民主的過程緩慢而瑣碎,我們必須忍受民主的「平淡」。"
 
20年後,我逐漸發現,在他眼裏,政治似乎比較像是一種宗教,而且是排他性很強、認為自己是絕對真理的那樣一種宗教。
 
把政治看成一種宗教,我倒還能忍受,但如果這門宗教所依據的教旨竟隨敵我之不同而有不同運作與解釋方式,那麼,這樣一種宗教其實比較像幫派,所謂教條,竟然可以彈性調整。簡單說:眾生一律平等,但凡我幫眾,相對於敵方,將 "更" 平等。
舉個例:
 
核四公投促進會在大約1995年準備創立之初,他們找上我,說打算成立一個核四公投促進會,同時發起一個環島千里苦行的運動,希望能把核四廠興建與否的問題交付全民公投,希望我能找一些醫生護士,弄個隨隊醫療團。
 
我一聽是千里苦行,心裏浮現的是甘地當年製鹽長征那樣一種走到哪就路邊睡到哪、餐風露宿、極度體能考驗的苦行。所以我一口就答應幫這個忙。
 
後來發現,原來苦行不但不苦,而且還蠻爽的,吃精緻美食,住那種我平常連多看一眼都不敢看的豪華飯店。有一回,我實在是一忍再忍忍不住,於是就內部開砲說這也叫苦行嗎?有個林義雄的核心幕僚很不屑地回答說:"你是在說什麼?!三千多元一晚的旅館也叫豪華?!" 我默然。
 
當時我經常東西兩岸往返看診,常在台北住旅館,住一晚從不會超過六百元。如果三四千元的旅館也叫苦行,那我真希望人生每天都能吃這種苦。
 
不過,苦行不苦不是我現在要說的。我要說的是:核四公投促進會的成立宗旨絕非反核,而是說重大政策若有爭議,應交付全民公投,由眾人做出決定,並為自己的決定承擔後果。
林義雄說,這才是民主真諦,民主國家的人民應該學習如何當個主人,為自己的決定承擔後果。少數應服從多數的決定,多數也要尊重少數人的發言權利。
 
我能認同這個想法,於是我跟醫院請了許多假,參與了大部份的環島 "苦行" 行程。
幾年後,阿扁在林義雄的強烈提拔下,打敗許信良,代表該黨參選總統並獲勝。阿扁的政見之一就是承諾在他當選後的當年年底之前,也就是當選後半年內,就會把核四的興建與否,交付全民公投決定。
 
結果,阿扁從2000到2008足足當了八年總統,但他們過去所熱烈吹捧的核四公投呢?毫無蹤影。不但不公投,核四預算還一再追加。之間核四確曾一度停工,但因經濟影響重大,旋即又恢復興建。
 
八年是很漫長的時間,林義雄及其核四公投促進會,有沒有逼阿扁發起公投?沒有。但林義雄確曾在2002年左右公開表示:一個硬要興建核四廠的政府,沒有任何存在的價值。他還說:一個政府,如果不肯舉行核四公投,那就是不尊重人民基本權利,這樣一種公職人員應立即撤職,因為這種人不適合擔任民主國家的公職,這樣一種不願同意發起核四公投的政治人物,更是一定要逼他下台才行。
 
結果呢?有沒有哪個民進黨政府公職人被撤職查辦?有沒有哪個民進黨政治人物因此下台?沒有,一個也沒有。而且,這個 "沒有任何存在價值的政府",林義雄照樣在2004年繼續支持,照樣連任。他們原本所鼓吹歌頌、讓人民學習怎麼當主人的民主萬靈丹--核四公投呢?一點影子也沒有,彷彿根本沒有這回事。
 
可是,當馬英九一上台,核四公投乃是民主神聖萬靈丹的聲音又旋即出現。而且,每逢選舉就會拿出來操弄一番。於是,就在去年,國民黨決定同意透過公投確立核四的興建與否。
很奇怪的是,林義雄和民進黨此時卻誓死反對,說核四公投是民主的惡作劇,是在捉弄人民,侮辱人民的智慧云云,誰要主張核四公投,誰就是捉弄人民的無恥政客;主張已經投入幾千億的核四不應公投,必須直接廢止興建。
 
我不知道各位究竟怎麼想的?就我而言,實在非常痛苦,因為我有著一個正常人的基本正常理性,我沒有辦法把頭腦做這樣一種分裂式思考。
 
同樣一個東西,一下可以說成這樣,說得如此神聖,誰要反對核四公投,誰就是民主公敵;一下卻又能說成那樣,誰要是主張核四公投,誰就是在藐視人民智慧,誰就是無恥政客;至於若有人膽敢支持核四繼續興建,簡直就是萬惡不赦的人類公敵。
 
天底下,斷然沒有 "凡是硬要興建核電廠的政府便無任何存在價值" 的這樣一種普世價值宣稱。幾乎每個國家都有核電廠,難道世界上所有政府都沒有任何存在價值?
 
如果有人一定要如此認定,那我也沒什麼話好說,可是,這話顯然應該改成 "凡是硬要興建核電廠的 '敵人政府',都沒有任何存在價值。" 至於 "我方" 政府呢?要蓋幾個核電廠似乎都沒關係,追加多少預算也沒關係,政府及一票政客不但有存在價值,而且還繼續大力幫他們助選呢。
 
我絕不認為林義雄是 "故意" 操弄,他不是那樣的人,問題是,一個以為自己很中立的人,事實上所做所為不一定真的中立。許多時候,人沒法看清自己之所為。但林義雄之外的那些綠色生物,當然全是操弄議題、翻雲覆雨的高手。
 
核四蓋不蓋,不是一種價值選擇,更不是一種蘊含必然對錯的普世價值。核四蓋不蓋,純粹只是一種利害考量,而無絕對性的對錯。
 
而且,一個人即便他反核電,也不一定要反核四,非核家園目標難道不能逐步進行?即便你反核四,你仍然得尊重別人或許有跟你不一樣的判斷與選擇。
 
如果這事影響重大,那就透過公投來做個決定,而不是眼看各種選舉又要到了,我敢打賭,肯定又要開始把一些純屬利害判斷的相對性政策給神聖化成一種 "你若不支持我方說法便是全民公敵" 的絕對價值。
 
當然,這島上的人喜歡這樣搞事情以尋求刺激,我也沒什麼話好說,畢竟我這些話十幾年來都不知道講過幾百幾千次了,講得也挺累。慢慢我也覺悟了,想講話的動機也越來越低,反正即便是瘋狂也是一種自由,人們愛怎麼樣就由他怎麼樣;剩下的,就只是我個人看要怎麼想法子圖個清靜的問題。
 
我發現,世上任何勢力再怎麼強大,哪怕它強大到可以瞬間擊毀整個銀河系的所有星星,但我身上恰恰有一樣東西能勝過這一切,是無論如何都拿不走、贏不了而且也打不散的,那就是我心裏那架鋼琴。如王洛賓所說,"手斷了,心還在彈,沒有人能使我離開音樂"。
 
我看許多鳥人,左右逢源,叱吒威風,我們簡直連他的一根汗毛都打不過,但有一事他絕對贏不了,那就是我的尊敬,我的愛。
 
我能理解聲望如日中天、獲得舉世尊崇的羅素為何如此在意維根斯坦對他的一點點評語,稍有批評,羅素每次就好像就很受傷的樣子,有時還得趕緊衝回家找阿那達哭訴。原因無它,因為得到一個當真的人的尊敬很重要。對我而言,也許人生很難有比這更重要的事了。
 
如果林義雄真的確信反對核四興建是 "廣大多數民意",為何過去所主張的核四公投如今卻變成反民主?不公投怎麼知道所謂廣大多數民意真的反核四?
 
如果林義雄真的在乎民主,為何總是要直接幫大家提出各種 "正確答案",然後強迫大家一定要接受,否則便又是反民主;民主就是大家說了算,難道會有什麼正確選項可言?
 
再說,國民黨既然是廣大多數民意所賦予政權的黨,為何他們不管做什麼都是反民主?有這種道理嗎?如果只要是 "敵人" 當家就不叫民意而叫反民主,那我們何必選舉?就恭請下流齷齪的民進唬爛黨來永久執政幫大家決定一切不就好了?
 
我完全不相信綠營人士的人品及其一切所作所為,但我絲毫不懷疑林義雄的用心之良善無私,我同時也相信,依林義雄的個性,若揚言無限期禁食,就會禁食至死,不達目的不停止。可是,政治難道不是一種眾人之事?難道不是一種訴諸理性的科學?政治為何總是要搞得像什麼神聖宗教、只許一種正確顏色,一種正確聲音,否則便又是一堆帽子,一堆反民主反自由反人權的罪名。
 
一個人自以為是的良善,往往會帶給旁人難以想像的折磨和悲劇。不過,這幾年我一直有個想法,一群人,或一個社會,它打算怎麼搞,不如就放手由它去,順其所求,就跟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淵一樣,旁人已經一再示警,一再說出他應該說的了,如果盲人瞎馬仍執意向前,何不就由他去,只要他高興就好。
 
至於不高興的,不管是廣大多數民意還是少數民意,就自己看著辦,自己想法子看要如何自處,如何圖個清靜,或是乾脆擇良木而棲,想辦法找個文明祥和、有 "彩色電視" 的地方過活。這鬼島是黑白的,而且只有一個頻道名叫 "反中愛台",我實在看不慣黑白電視。
 
禁食做為一種運動手段,近代主要代表人便是甘地。甘地認為,禁食無非是透過自苦,反省自己的作為,或做為一種有關基本普世價值的提醒、呼籲、紀念或抗爭,例如甘地數度絕食,懺悔自己的不合作運動所產生的傷害,或是要求不同族群教派之間的血腥衝突完全停止等等。
 
從未聽聞以禁食來強迫社會大眾必須在一種見仁見智的公共政策上順遂一己之意。更不應宣示若目的若不得滿足,便是對手或異己一方 "殺害了我"。不管有意無意,這聽起來無非就是會挑起一種更大的衝突及仇恨:我若不幸死掉,你們要記住,是 "那些人" 殺害了我。
 
天底下有這樣一種 "非暴力" 嗎?1989年,林義雄假釋出獄。那年,我在彰化基督教醫院實習。有一天,我在外科加護病房工作,那天剛好值班,深夜十點突然有人在加護病房外按鈴,來探病者就是林義雄,探望當時一位國民黨立委候選人叫陳湧源,是個婦產科醫師,遭黑道槍擊頭部重傷生命垂危。林義雄那時非常反對黨外或民進黨參與選舉,一直到九零年代初期仍然維持同樣看法,他認為,參選者全是一些陸樑小丑,無恥政客,選舉不可能改變台灣的政治文化。
 
他同時也很反對藍綠對立,因此,當國民黨立委遭到槍擊,他便主動跑來病房關心。我看到他來,很驚訝,也很感動。不久之後,他便去美國、英國和日本遊學,其間曾短暫回國,帶回一本自己寫的小冊子叫 "心的錘煉:淺談非武力抗爭"。我問他小冊子裏頭提到的一位美國哈佛大學教授 GeneSharp 寫的《The Politics of Non-violent Action》(一共上中下三冊)要去哪裏才買得到?他說台灣應該沒得買。一兩年後大約1991年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他的電話,說他回台灣,有東西要送我。於是我們就見了面。他要送我的東西就是 Gene Sharp這三套書。
 
我曾一度嚴肅考慮要出國跟隨 Gene Sharp教授門下,研究非暴力抗爭這東西。但我其實不覺得他這幾本書寫得好,我常開玩笑說如果Gene Sharp活在台灣,那他一定能把這書寫得更好,因為台灣惡劣的政治環境肯定能提供他寫作思考上的深度。但不管怎麼樣,林義雄送的這三套書,算是我對非暴力抗爭這東西一個初步認識的淵源。
 
造化弄人,我從沒想到會有這麼一天,我們彼此會站在世界的對立面;更沒想到這一天早在1998年我出國第二年便來臨。林義雄的慈林文教基金會大樓,早在動工之前我就幾次造訪它預備動工的地點,拍照紀念,持續關注這個基金會從無到有整個發展的一舉一動。
 
我畢生的所有黨外經歷中所取得的各種珍貴史料,也在我出國前,全數送給慈林,好幾大箱,包括許信良1985年在美國成立台灣民主黨準備闖關回台前和彭明敏等人的一場半公開聚會的錄音帶,包括朱高正第一次在立法院講台語結果和一群老代表打群架的整個過程,甚至包括美麗島事件發生當下、鎮暴部隊準備開始打人時的群眾喧囂錄音及演講等等。
 
可是,就在1998年那時候,愛台灣的聲音開始出現,我很驚訝怎麼這種法西斯的幽靈竟跑到反對黨身上來了。不久之後,我寫了 "給長老教會一封公開信",表示對這種法西斯精神的不安與不滿。不久,民進黨越來越荒腔走板,比過去的國民黨還卑劣。我寫了幾封信和文章,在私人之間流傳,表示我對這個黨的迅速墮落感到很不以為然。
 
當時,林義雄是這個黨的主席。
 
幾個月後,慈林的網站竟然出現抹黑我的文字,說我是國民黨臥底的打手等等。我看了覺得很可悲。於是從英國寫了一封信給林義雄說,你是慈林的創辦人,林太太是慈林的掛名董事長,你們應該為這種抹黑手段向我正式道歉。
 
林義雄不久就寫來一封越洋掛號信,以公文形式表示歉意。我看了很失望,因為重點並不是我個人要一個毫無意義的道歉,重點是,一個說要以愛、慈悲與非暴力為精神的文教基金會,為什麼連我這樣一個與之淵源甚深的人,僅僅因為我反對以所謂愛台灣來做為一種政治鬥爭及思想檢查的武器,便把我這樣一個飽受國民黨傷害的人抹黑成國民黨的臥底打手。這樣一種作風,或對於這樣一種作風的欣賞或縱容,顯示著什麼樣的一種品性或價值觀?這樣一種品性的一群人,成立一個黨也好,一個組織也罷,或從事什麼偉大社運都一樣,我不相信他們能幹出什麼好事,正如我不相信一條髒抹布能把桌子擦乾淨一樣。
 
差不多也在1998-1999年那個時候,我和這個黨以及這群所謂同志便逐漸分道揚鑣,而我也開始遭到來自這個黨的各路支持者十幾年從不間斷的各種抹黑、騷擾、威脅與攻擊等等等。
 
我手邊有許多信,五個半人高的大麻布袋那麼多,日後有一天,也許五十年後,當所有相關人士包括我也全都死了,失去一切現實意義了,或許會有點歷史價值。這些信印證了一種轉變,一種墮落。在某個意義上看來,它其實也印證了一種憐憫的需求;人力終究無法成就任何事情,除非老天爺給個憐憫。就像咱們罰站運動也站六、七年了,像個銅像似的矗立原地,蒼白而無力,彷彿朝沙漠裏灑下的一滴淚水般無濟於事。唯一能盼望的還是天,唯神能恕,唯神能灑下甘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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