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奈爾大學的一群學生在老師的引導下寫日記。他們出生在亞洲,隨父母移民到美國長大。當追問他們日常生活中發生的事情時,雖然極力回憶,但是記得的細節比同輩的歐裔美國人要少。進行這項實驗的是康奈爾大學研究「跨文化」認知的學者王琦(音譯),他認為這不是因為亞洲人更健忘,而是因為他們可能認為自己生活中的某些細節不值得被記住,把它們過濾出去了。

小說家任碧蓮(Gish Jen)在關於亞洲人和亞裔美國人敘述手法的探究性新作《老虎手書》(Tiger Writing)中借用這些發現,來解釋她父親的回憶錄「明顯不以自己為中心」的原因。他85歲時開始寫回憶錄,其中極少提到他祖父的「容貌、個性或者口味——西方人也許會通過這些細節來表現他的獨特性以及他作為敘述中的一個人物的重要性」。相反,他詳細講述了小時候住的房子有幾個門,以及它們是開着的還是關着的。重點不在他自己身上,而在他身處的環境上,或者說束縛他的那個環境上。就像任說的那樣,他描述的那個世界不是「一個現代的、線性的、有衝突和張力的世界,而是一個和諧、平靜、循環的世界,在那裡,秩序、習慣和平靜就是美,而事件意味着混亂,並非興奮或者進步」。

就像康奈爾那些年輕的亞洲學生一樣,任碧蓮的父親出生在這樣一種文化中:父母教育子女要謙卑,要考慮集體的需要。(父母會跟孩子們進行短暫而謹慎的談話,強調「舉止得當,自製以及與他人和睦相處」。)這種「低調的、煞費苦心的」教育方式意在塑造「相互依賴的個體」,他們不以內在的自主意識界定自己,而是根據周圍環境確定自己應該扮演的社會角色。跨文化認知的學者們不認為西方思維模式具有普遍性,認為這種對社會環境的重視表現為東西方人對物質世界看法的重大分歧。任碧蓮援引一個實驗為證:實驗者給一群新加坡老人展示一組圖片,圖片的背景不變,而前面的事物在變化,從水桶變成吉他,又變成吸塵器和盆栽。機能性磁共振成像表明,這些人只關注背景,根本沒有發現前面的物件發生了變化。

任碧蓮認為,相互依賴的個體在中國文化的很多方面都有所體現:在中國傳統山水畫中,個體在恢宏背景的映襯下,顯得很渺小;中國人寫的文章總是圍繞着反覆發生的典型事件,而非獨特的突發性事件;中醫把人體看做尋求和諧與平衡的單一整體,而非由多個獨立部分組成的集合體,所以不能只針對某個器官進行治療;中國人吃飯的時候菜是放在一起的,沒有哪道菜是專給某個人吃的。不管是古代的還是持續至今的,不管是平凡的還是神秘的,中國的行事方式都證明了密歇根大學心理學家理乍得·尼斯貝特(Richard Nisbett)的觀點:「西方人是自傳體小說的主人公,」而亞洲人「只是講述自己生活的電影演員」。

對所有這些的興趣不是因為這些直率的、沒有歷史記載的總結只停留在堅實的哲學基礎上——實際上,你越是仔細研究跨文化心理學的那些寬泛的假設,它們就顯得越發簡單——而是因為對任碧蓮這樣研究東西方心理、敏銳觀察亞洲人和亞裔美國人生活的人來說,這些總結從直覺上看很有說服力。任碧蓮強烈地意識到,如果你承認亞洲人的個體意識比西方人要弱得多,就可能讓人以為你也認同亞洲人「像機械人或者綿羊」。因此她急切地要說出她父親在他自己的科學領域做出了重大創新,他「不按慣例行事這一點非常明顯,用我母親的話說就是他的不合常規讓人惱火」。她還援引了一項研究,那項研究表明互相依賴的個體仍然能夠成為「非常上進的、自我意識不那麼強的、領航型的人物」。

而且,她還指出西方社會有些太過強調個人主義:「它助長了與環境的不相融與孤立,助長了自戀和自負。它還會滋長不切實際的想法。它使得西方文化太鼓勵獨特性,以至於人們瘋狂地想證明自己的獨特。」同時,她極力證明只有在東方互相依賴的體系中才能實現情感健康和歸屬感。她承認相互依賴的個體能夠產生「強烈而無情的」「群體秩序」,但是她堅稱「良性運轉的相互依賴關係所帶來的快樂也是巨大的」。

任碧蓮不明白一個在「相互依賴的環境中」長大的人——也就是說,身為兩個中國移民的女兒——怎麼會以小說創作為業,在她看來那可是「獨立自我的聖地」。有時她的敘述讀起來像是從傳統桎梏中解放出來的典型的西式敘述,比如她讚美西方文學的影響力,認為她在斯卡斯代爾(Scarsdale)的猶太同學們的談話「如此有趣,如此驚人,如此詳盡」。《老虎手書》是對她去年在哈佛大學「梅西公民講座」(Massey Lectures)上的講演的記錄。在這本書中,她總是批評她剛剛贊成的東西,或者贊成她剛剛批評的東西。她得出的結論是「我們既需要相互依賴的個體,也需要獨立的個體」,主張相互理解,同時她還巧妙地暗示,相互依賴的個體更習慣於尋求平衡,因此可能更善於在明顯的嚴重分歧中找到共同點,從而實現東西方的和解。

她注意到自己其中一篇小說的初稿講述的只是主人公看到和聽到的東西,直到編輯督促她賦予這個人物一個清晰的自我。她還意識到自己一直「比很多同輩人對環境更加敏感」。她還提到有一次她父親強迫一個不聽話的學生反覆把同一袋垃圾提出去又提進來。任碧蓮承認這跟《功夫夢》(The Karate Kid)中宮城先生(Mr. Miyagi)採用的貌似單調的重複手法有相似之處。她說父親的這個故事不一定是「盲目服從」、屈服於「赤裸裸的強權」的例子。她說,也許它是想讓那個學生捫心自問:「我們在哪裡?這是誰的房子?這裡的規矩是什麼?而並非自問:我是誰?我想要什麼?我想這麼做嗎?」也許這傳遞出了東方的深刻智慧;也許,她的父親就是在整這個學生。

http://cn.nytimes.com/culture/20130520/c20self/zh-hant/

評 :  更精確一點應該是美國文化 與 中華文化不同  在歐洲 他們似乎強調個人獨特性 但也襯托在背景大環境底下 和美國過度強調自我稍有不同

但說美國強調自我又可能有點保留  例如 美國推崇的特質  樂觀   善於社交 口若懸河  喜愛運動  等等  若和此特質相反 其實也是會被其社會所不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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