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  http://cn.nytimes.com/article/education/2013/03/04/cc04study/zh-hk/

我沒有想到,2009年8月那個下午的面試,會改變我審視祖國的角度。

那天,我剛剛被《紐約時報》上海記者站通知錄用為研究助理。在接下來一年多的時間裡,我和上海分社的記者從長三角、珠三角、重慶的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甚至內蒙古的煤礦發回了近百篇的報道。

作為一個在北京生長的孩子,我在中國的旅行並不算少。然而和大多數在城市長大的八五後一樣,我對中國的了解局限於“城市中國”里的瑣碎體驗;對於“鄉村中國”,或者說超越日常生活高度的宏觀運行,並沒有太多的認識。

譬如說,我可能在北京的各個火車站見識過春運的壯觀人潮,卻沒有和其中的任何個體相識,沒有到過那些他們一天要站上十幾個小時組裝零部件的車間,也沒有看過晚上十幾個人擠一屋、上下鋪互相不問姓名的宿舍。而中國30年平均10%的GDP增長,相當一部分是落在這些農民工瘦弱的臂膀上。再譬如,我可能知道一線城市拍出過一個又一個“地王”,卻不會想到在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後,地方政府由於財權和事權的不匹配,對土地出讓金和各種與之關聯的稅費產生的重度依賴。

在外媒工作的時間裡,一方面,我用我對中國的感性體驗給外國記者解釋發生在這片土地上種種看似不可思議的事件;另一方面,我也開始學習用他們的眼光來審視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共產黨政權、經濟規模排名第二的國家

從小在北京的學校里接受教育,對於一些事情幾乎是不加分辨地接受。和西方的記者在一起工作,有悖於我學校經驗的思考不斷產生:如何將共產黨和中國分開來思考?如何將威權政治和市場經濟糅在一起觀察?中國的總體財富高速膨脹,但是怎麼將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分開來計算?如果是按政府所得、企業所得、個人所得劃分,大家真的是實現“共同富裕”嗎?

這些思考不斷迫使我承認一個事實,就是我在接受了所謂的十幾年精英教育後,對於自己國家的認識仍然少得可憐。當然,也許這是我們教育系統的目的之一,因為沒有足夠的了解,就不會形成有力的批判,對於上層可能形成的影響也就越小。

於是,離開中國去學習中國,成了我腦海中強烈的念頭。我渴望了解自己的國家,渴望這種了解能夠超越日常生活柴米油鹽的層面。我知道西方已經將中國作為一個龐雜的體系、掰開揉碎從各個角度進行解讀。這種解讀,有時候像欣賞抽象派作品一樣,你站得遠一點,反而能將全局看得更加清楚。況且,我高中學的是理科,文史方面沒有太多教科書的痕迹,一切可以從頭開始。

2011年8月到達哥倫比亞大學不久後,我就查了學校里所有和中國有關的研究生課程,並且為自己制定了四個學期、每學期一門中國課的學習計劃。第一學期,東亞所呂曉波教授的“中國比較政治”;第二學期,中國問題專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的“中國外交”;第三學期,彼得森研究所研究員榮大聶(Daniel Rosen)的“中國和全球經濟”;第四學期,前《紐約時報》駐滬記者Howard French的“報道中國”。

現在已經是我在哥大的第四個學期,也是最後一個學期了。回顧過去兩年密集學習中國的時光,我確實感到在談論中國的當代史時,比兩年前的自己多了一點點底氣。這種底氣不僅僅來源於成千上萬頁的閱讀——美國的大學重視閱讀,這是眾所周知的。我現在所上的“報道中國”課,每周的閱讀是一本數百頁的書,有時再加上一些分析評論文章。這些閱讀很好的彌補了我在中國學校里接受的過濾式的歷史教育——你當然可以說,美國的歷史教育也是過濾式的,但是美國的閱讀並不是某種教科書,而是各界人士的書作:學者、記者、目擊者……有時教授還會特別選取觀點對立的作品讓我們閱讀,然後做品評

這種底氣還源於課上針尖對麥芒的辯論。在我所上的四節課上,教授都會特別選取來自不同國家的學生,這些國家一般都與中國有着複雜的或地緣政治關係,或經貿關係,或二者兼有:美國、日本、新加坡、南非……當然,還有台灣和西藏的學生。國家背景不同,談論中國的角度自然不同。有些角度初聽起來“刺耳”,卻能迫使我去就這個話題做更深的閱讀、拓展自己的觀點,並對自己原來的想法進行批判性的思考——是不是我思考的面太窄?是不是我對這個歷史事件的評價全盤接受了中國教科書上的說法?習慣了這種自我批判,對於各式有悖於中國社會主流認識的觀點便不會覺得大驚小怪,也便可以心平氣和地討論和辯論了

初出國門的中國留學生,總會帶着中國教育賦予我們的一種受害者情結。從小我們就會被教育:中國的近現代史是百年的屈辱史,列強蹂躪中國的土地、肆無忌憚地瓜分我們的財產。“落後就要挨打”讓我們堅信,今天的中國人走出國門,應該沒有任何理由再被打了。萬一碰到中國被批評的場面,我們總會潛意識地充當中國的代言人。一胎政策、貧富不均、沒有普選……彷彿被批評的不是中國政府,而是我們自己。

初出國門的中國留學生,若是認真參與這種討論,往往會陷入一種失望的境地,因為大多數西方媒體和對中國沒有切身體會的西方學者,在談論中國時,還會帶着一種發達國家彎腰俯視的態度,這讓中國人、中國政府都非常不解:我們的經濟都已經龐大到這個規模了,我們的國有銀行盤踞市值最高的榜單,幾次金融危機我們穩當過渡,你們怎麼還是這個態度?

有些事情無關經濟。對於堅挺的經濟數字的自豪,大概也是一種中國特色。在西方世界,主宰議題的更多的是個體的命運。你說GDP持續30年兩位數增長,城市和農村居民的實際可支配收入有沒有同步增長?你說中國是和諧社會,那麼藏區的自焚和黑監獄裡的訪民怎麼解釋?你說中國是和平崛起,那為什麼東南亞的小國要尋求其他國家的庇護?

當然,不是所有的問題都有明確的答案,或者唯一正確的答案。但正是這種發散的、對抗性的討論,迫使我一次又一次審視自己的立場,審視我的國家和國家政府的立場。這種自我批判,能夠在我的頭腦中逐漸建立一種平衡,用西方的觀點去平衡我的中國觀點。很多我們不加思考便接受的所謂常識,比如中國深受儒教影響,不會窮兵黷武,有時只是一種過濾式歷史教育的結果。1979年的中越戰爭(大陸稱“對越自衛反擊戰”)就經常被西方人士引來反駁中國不黷武的觀點。

大量的閱讀和激烈的辯論也越來越讓我認識到自己知識的局限性。在大陸,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能夠畢生致力於嚴肅的學術研究的學者越來越少,而由於談論的不自由,少數嚴肅學者的觀點也無法在社會進行滲透。而在美國,這種情形正好相反。我所熟識的幾位漢學家,對於中國社會紋理的深切理解,遠遠超過一般的中國學者。和他們討論,用他們十數年、甚至數十年觀察中國的經驗對比中國今日的發展,迫使自己去思考中國未來的走向,是促使我不斷研究中國的重要動力。

離開中國,學習中國,是將自己拔離感性觀察的土壤,置身於強調批判性思考的西方社會中,將中國抽象成一個體系來進行解剖式的學習。我注意到,一些大陸的媒體會有意無意渲染西方社會對中國的指摘,應該說,這只是發生在西方社會的討論的一部分。中國的執政黨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從最初的“翻身農民鬧革命”,到今天掌控數十萬億元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執政黨本身的自我更新能力不可忽視。這些聲音在外媒上不是主流,但是媒體人私下確實會這樣討論。第五代領導人上台後,徐徐揭幕的一些變化受到世界矚目。對於一個經濟發展快速如中國的國家,世人對其政治上的進步有更高的期待是符合情理的事情。

2月初,亞洲協會美中關係中心在線雜誌“中參館”(ChinaFile)的上線儀式請到了六位在不同年代駐華報道的《紐約時報》記者,討論中國的過去、現在和將來。其中,從90年代末開始駐京六年的伊麗莎白·羅森索(Elisabeth Rosenthal)說了一句話,在我心裡引起了深刻的共鳴:

“你永遠也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但是故事總是會徐徐鋪開。大概再也沒有哪個國家,能對人產生如此持久的吸引力。”



                        

包蓓蓓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新聞與國際關係專業在讀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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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rendan
  • 很不錯的一篇文章
    以年輕世代中國知識份子的觀點
    從多面向談中國
    很有說服力
    以及批判性
  • 雖說台灣比大陸好多 但在某些方面 我希望台灣能夠有更多人更有批判力 與 思考力 而不是只停留在民粹上

    ruby 於 2013/05/24 17:28 回覆

  • Brendan
  • 是的!
    我完全非常同意妳的說法~~